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训诂与义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两难选择--戴震的释义理论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通过训诂考据来探求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是戴震释义理论的核心,但戴震同时又强调义理对训诂的指导意义.实际上,戴震对训诂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破坏力量,即通过训诂的方法来否定理学的一些概念的含义,同时为他的义理之学找到文献上的依据.在他探求经典义理的实践中,有些地方违背了训诂方法的原则,而其根源就在于他的训诂只是为批判理学服务的.理解戴震的身世背景是理解他的训诂与义理关系理论的基础.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俞琰易学的义理思想探微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其学以《易》为本,他"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后又获道教异人传授,于《参同契》多有发挥。其易学可分为义理易、象数易、道教易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义理易学思想。俞琰易学的义理之学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又以程、朱易学为本,多有发微,形成其富有特色的义理思想。其内容具体包括天道观、人性论、修养论三个不可割裂的部分,其天道观援"气"入"理",秉承儒家"至诚无息"、"天道好谦"、"天道好生"、"福善祸淫"的义理传统,是其人性论与修养论的前提和基础;其人性论则是法天道以立人道的表现;修养论则是其实现回复天道、止于至善的重要途径。     

戴震义理之学的形成、确立及其方法

作为18世纪著名的学术巨擘和思想家,戴震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戴震的义理之学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戴震义理之学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姚配中“元”视域下“象数”与“义理”的统一

姚配中承惠栋、张惠言汉易之学风,博采汉魏诸家易注,以郑玄易学为旨归,会通融摄诸家之长,能有己得。在易学上既摆脱了王弼"扫象"说义之解经路向,又不依从以虞氏易为代表的汉易象数派之纯粹为寻象而寻象之解经路向,开拓出了涵具二者之长的"象义"兼顾解经方法论。最终形成了以"元"理论为根基,以"爻画变化"理论为主要解经方法的易学体系。其思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沟通象数、义理的宏大学术视域。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总括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贡献概有三项:一是辑佚书,二是精校勘,三是通小学.清代考据学家通过辑佚,把大量散失的古代佚文从现存的古书中辑出,使人们读到原先所看不到的书籍.他们又通过校勘,把古书中的各种错讹加以改正,使人们能够看懂原来因错讹而无法读通的古书.他们还运用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对大量古代典籍加以解释,使人们能够理解原来误解或不解的古书.除此三者之外,清代考据学家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辨伪.清代考据学家辨伪的成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揭露某部古书是后人伪造的,使之不与真书混淆;其次是将伪书抄袭他书的材料逐一列出,以说明这些材料的时代性,并作为研究该时代而非古代的材料.清儒大规模地辨古书之伪应该说是宋明辨伪学术潮流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他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辨伪的结果在客观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思想史意义.比中,伪《古文尚书》之《大禹漠》篇的所谓十六字心传原本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此书之伪被揭露出来后,十六字心传便失去了经典的根据.因此,我们可以说,辨伪在客观上起了破除传统旧说的作用.     

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

戴震改变了清代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研究学风,他以考据为手段,发掘儒学经典中圣贤立言之意,体贴出一整套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视情欲的伦理学。在戴震由实而虚的伦理学研究理路的引领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义理学专著,显示了清儒建立新义理学的努力。戴震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认为"理"指事物的条理,而社会中的"理"存在于礼仪制度之中。戴震"理存于礼"的思想直接启迪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戴震以"血气心知"言性,坚持人性一元论,并认为人之情欲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可以节,不可灭。戴震重视人之情欲的观点得到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认同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     

印度如来藏学的基本义理

本文旨在介绍如来藏学的基本义理,主要从"宣说如来藏之意趣"、"信心与发心之所依"、"如来藏殊胜之体性"以及"转依与果德之成就"等四个方面论述其义.这四方面不外乎即是修习佛法的一套程序,分别涵盖了信、解、行、证等次第.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余经犹枝叶 般若如树根——关于学研佛教义理的随想

近十几年来,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重印和新版的佛教书籍有近千种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阐述佛教义理的专著见之不多,有影响的新著则更少,未免令人感到遗憾。可喜的是,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丛书”将在今年出版一批研究佛教义理的著作。这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道教义理之枢论——《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元气论——道教义理枢论之一

我在《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章节中,已对道教义理的五大部类及其涵蕴的多种具有一定范畴及理论中心意义的枢要论点,作了扼要的表白,故而在具体论述其枢要之理念观点前,直截了当地交待一下写作“枢论”的方式与目的。管窥蠡测,抛砖引玉。恭候明识者赐教。写作的方式与目的:第一,择要叙列其具有一定范畴性及中心意义的义理观念①。专题探讨其思想渊源与发展趋向,聚焦于义理。条理义理体系,明晰其底蕴真谛,凸显道教义理之丰湛。第二,以道教经籍所载义理要语为依据,撷取道教重要经典中有鲜明代表意义的经文,来直接展示其义理枢论,保持本色,避免失真。同时,也可为乐于此项探讨者,提供一些史料线索。第三,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其思想渊源、形成与发展,皆与我国传统哲学紧密相连,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在宗教范畴的延伸与发展,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故而笔者在尊重客观史实情形下,特意将道教义理枢论回归到我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加以述论;并同时显示出它在“百家争鸣”中的道家特色。总的来说,我的想法和做法就两句话:以道教经典中的义理要语,比较集中来展示其义理“枢论”。还原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在“枢论”网络下的系统哲学性和人文风格。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道教义理之学的特征与亮点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义理之学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的内涵特质与表现特色。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吸吮中华民族的人文乳汁而产生发展。其义理之学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的内涵特质与表现特色。一、鲜明的民族性特征道教以道为根基,具有很强融摄性。它凝聚了我国古代诸     

“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

"宗教中国化"可谓一个弥久且常新的重要课题。关于这一课题,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历史考察,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展开义理探讨。在笔者看来,"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里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深切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就这"三个认同"的逻辑关系而论,"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根本的认同"。因此,本文着眼于"宗教中国化"的三重义理,注重作为根本原则的"文化认同",致力于论证两个基本命题:"宗教中国化"既是符合世界宗教史的发展规律的,更是合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