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义利观的近代意识

谭嗣同的义利观继承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公私观念、民主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又加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不仅具有经济与伦理的意义,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即一方面以之批判同时代那些消极保守,讳言财利的传统教条主义者,批判他们以"通商致贫"为借口而主张"重申海禁"的闭关锁国谬论,为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另一方面以"天下为公"、"天下之利"的原则和民主思想作为利器,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满清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谭嗣同的义利观因此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近代意识和启蒙特色.     

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本文尝试对章太炎民族主义主张的复杂性进行解析,试图揭示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层结构和核心旨趣[1]。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在与立宪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持"金铁主义"说的杨度、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严复的自由主义的论辩中确立自身内涵的。他用"历史民族"、"政治民族"概念取代"天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深化了近代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同时他又通过对民族主义与无生主义关系的阐发,确立起一个贯穿民族主义、导引民族主义的"齐物平等"政治理想,从而为民族主义赋予了一种伦理性的内涵,超越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想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孙中山与池田大作文明观之比较

当代日本著名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先生对孙中山生前阐发的思想十分敬仰,这既缘于他们二人对于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存在一定共识,又缘于池田大作对于孙中山所处时情国势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他们都对发端于西欧的"现代文明"自身的弊端及其对东方文明的侵略与歧视姿态予以批判,但基于各自所处时代的不同主题,孙中山的批判侧重于政治层面,池田大作的批判侧重于精神层面;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池田大作提倡世界主义。两人对东方文明具有高度一致的信心,都认为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当中蕴含的超越利己主义的普遍关爱精神,就是消除"现代文明"弊端的良方,因此以大同思想为主要精神资源的东方文明必将焕发新的光彩。     

马克思视野中的“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有着久远的学术传统。马克思对世界主义的关注，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开始的。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伪善的世界主义，马克思给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阐明了自己的世界主义立场。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世界主义，而反对的是虚假的世界主义；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民族主义，而反对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主义有多重面相：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的世界主义，用于价值批判的世界主义，用于现代社会描述、考察的世界主义，用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理论阐发的世界主义。马克思考察世界主义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坚守的立场是人民主体，秉持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普遍”,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坚守世界主义的文明价值，建构新的世界主义，重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忠的观念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性相连,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有关,是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形成于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既非一种历史的简单延续,也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再现,而是社会公众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性的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的对象,便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或许应该说是"忠"伦理的长期影响,所以中国民族主义从形成始便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正是意图从"忠"伦理原本意义着手,考察"忠"伦理的演变过程,寻找出中国近代产生的民族主义特色的根源所在.     

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

青年恩格斯的成长过程，受到诸多时代先锋和思想家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白尔尼。白尔尼对恩格斯的影响，可从“橡树和小鸟”“文学和政治”“白尔尼和黑格尔”“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四个方面进行梳理。恩格斯把白尔尼比作朝霞下的橡树，把自己比作橡树枝头的小鸟。作为“现代摩西”和“新时代施洗者约翰”的白尔尼，用他的文学行动和自由思想，引领着德国文学的发展，并直接促生了“青年德意志”,从而使德国新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和白尔尼思想的互补性，这一判定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明确了思想史原型。白尔尼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正确立场，为恩格斯思考历史、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典范。白尔尼在道德人格、文学活动、政治立场和思想品质等方面的影响，极大促进了青年恩格斯人格品行和科学世界观的确立。     

世界主义思潮:自西徂东

世界主义的观念起源于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世界主义观念被斯多葛派首次发扬。许多西方学者也阐发了这一观念。生于斯长于斯的基督教更促进了普世、万国概念。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也都提倡世界主义,以对抗民族主义。孙中山以为世界主义乃远期目标,民族主义乃近期目标。当今世界万国一家,一方有难,八方牵连。人类一体的观念正变为现实。作为人类长远目标的世界主义,正在逐渐实现。它与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幻想无共同之处。     

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如果说他那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强烈的爱国热忱,总是受到后人的交口称誉,那么,对他的以《仁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却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多的分歧。建国以来,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按照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线索来考察谭嗣同哲学,并在五、六十年代展开过颇为热烈的学术争论,推动了     

论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

<正>世界主义伦理观是一种规范性概念,是对个体与他者关系的一种认知与定位,涉及到个体与他者关系范畴中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世界主义相信所有人都有责任改善并丰富人类的总体人性,认为人类是一个种群意义上的整体,是一种原子式的构成,其中的个体皆为世界公民,他们从属于精神与伦理共同体。"世界主义伦理观坚持正义的优先权",这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独具意义。在复杂的思想理路与理论光谱之中,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核心命题应首先得以厘定。     

“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西南大学主办的"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0月15-16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国内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8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西方政治哲学"这一主题下,与会代表围绕"人权"、"世界主义"、"普遍主义"     

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发生后,作为基督教徒知识分子,马相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站在护教的立场,从学理的角度以及历史的事实,对当时反教一方所持的宗教与科学进步不相容的理论观点以及"科学万能"、"宗教是束缚自由的"、"宗教是麻醉民众的鸦片"等论调一一进行了驳斥;他又从政治的角度对反基督教运动的动机予以揭示,指出当时非基运动的政治实质是一些反教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反基督教作为宣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符号对象。在回应过程中,马相伯所发表的见解、思想观点以及所表现出的理性态度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思想政治分歧。     

高清海类哲学的人类-宇宙世界预设——关于西方世界主义与中国“天下”思想的新思考

对高清海的"类"哲学采用"症候式阅读",需要仔细注意其隐含预设。虽然高清海根据这些预设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但没有阐明它们。基于这种思考生发的关键论点是:第一,类概念展现了关于"天下共生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它超越了国家或全球公民的传统范式。高清海预设的世界主义世界观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宇宙的,而不是人类-中心的。第二,鉴于高清海对创造性阅读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念,他所预设的世界主义世界观与杜维明一致,其根源可以在儒家的"天人合一"概念中找到。由于人类-中心的"天下"思想的统治性曾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人类-宇宙的"天下"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已经被边缘化。因此,为了在21世纪提升高清海哲学,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是重塑"天下"思想的人类-宇宙意义,从而重塑其生态学意义。     

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论1848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19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爱国主义的双重维度——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证成与辩护

在当代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遭到了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双重指控与消解,从而引发了政治理论界的激烈争论。本文从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构成,确认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天然自发性,同时强调了其作为政治责任和义务的维度。文章结合公民共和主义关于"公共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理论,认为爱国主义当前所遭到的质疑源于多种误解。爱国主义在当代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判定"公共善"、如何与民族主义区分以及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阶段塑造国家意识并获得认同等问题。     

对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的多维检视

自鸦片战争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开始萌芽和生成,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四次转变.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救亡道德与启蒙道德的同时并举;二是改良道德与革命道德的交替进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伦理既具有优秀成分,也具有消极意叉.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长期面临的各种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政治体制;重新选择和配置各种现代性公共政治伦理元素,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冲突的传统困境;正确处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避免因民族冲突引发社会动乱,是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伦理当代转型的基本路径.     

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普遍性与民族性之间:张东荪形而上学观念的双重审视

通过与科学的比较,张东荪从普遍性的维度研究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实质、概念特点、价值意义。他区分了"形而上学系统"中核心范畴的两种功能和抽象概念的两层涵义,论证了"形而上学知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而,他依据形而上学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特点,考察了汉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结构,提出了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张东荪在重建新宇宙论时,遵循了这一理念,表现出了与现代本体论重建运动不同的实践方向,也显示了形而上学观念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复杂性。     

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

抗战时期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近代 ,特别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集专制性、保守性、爱国性等多种特点于一身。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能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然而 ,这两种观点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从而又决定了二者的结合只能是短暂的 ,它们的最终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谭嗣同《仁学》与基督教思想

谭嗣同30岁前后接触基督教,与傅兰雅、马尚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交往,从基督教思想中吸收了许多观念。在他看来,孔、佛、耶三教完全能够会通,而且基督教、孔教与佛教将会依次盛行。他对孔教充满信心,希望孔教更加宗教化,并且效仿基督教来传播孔教、改革孔教。基督教思想对《仁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除从中引入"以太"概念外,他还将"灵魂"概念引入"仁学"体系,加深了对"仁"的思想阐发;引入"博爱"与"平等"的观念,形成"仁-通-平等"的这一"仁学"体系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