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

出自先秦儒家《中庸》《大学》等经典中的“正心诚意”思想,两宋时期经过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儒家学者的重新阐释,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雷法理论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正心诚意”思想的启发,主张“至诚感神”,并认为道法是否灵验乃在于修道者平日修行“正心诚意”的工夫。通过对清微派“正心诚意”思想的考察,我们认为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与经过宋代理学家重新阐释后,《中庸》《大学》等儒家阐述“诚”思想的经典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有密切的关系。     

论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 ,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 ,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 ,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 ,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 ,也释儒 ,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 ,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

《论语》"子在齐闻韶"章表述的是孔子与音乐交集的一个历史事件,历代学者围绕此章释义进行了多层面的思想对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认为孔子借闻《韶》忘味表达对天下无道的悲痛,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意识;程颐、朱熹等通过对孔子与《韶》乐关系的分析呈现了理学家所向往的圣人境界;而现代学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认为该章传达着儒家的艺术精神。本文通过对《论语》"子在齐闻《韶》"章的诠释史考察,揭示孔子"在齐闻《韶》"事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的不同思想意蕴,最后落脚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借以深化对儒家与音乐关系的理解,领略经典在塑造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影响与现代意义。     

简论安藤昌益的《四书》批判

(一) 由中国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编定并为之作注的《四书》,取代《五经》的地位,一跃而为儒家经典的最高权威。在数百年间,中国新儒家学者对《四书》敬信如神明,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理性,遑论公然批判了。     

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探讨传统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考察经学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本文试图从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考察经学学术转变的意义。在两千多年历史中,经数与经目随着政治与学术的互动而变动不居的,正是在考据学最兴盛的乾嘉道光时段,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最为剧烈:从段玉裁的二十一经说。沈涛的十一说,直至龚自珍的六经正名说。晚清学界对经数经目的重新排列,形成儒家经典在十九世纪的多面裂变。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论于慎行的佛、道思想

于慎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其佛、道思想生动而集中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思想风貌.于慎行参禅学佛,但对佛教现状多有批评.他探讨了佛经的翻译问题,援引佛经义理来诠释儒家经典.于慎行严格区分作为宗教组织的道教和作为学派的道家,除开晚年,他对道教基本上抱持相对疏离的态度.他服膺黄老之学,以无为政治为其施政理念,同时也深受老庄学说的影响.于慎行主张以儒家为主导,统摄佛、道,实现三教融合.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     

论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北宋理学家吕大临的思想的个案分析为例

本文试图以北宋理学家吕大临的思想的个案分析为例,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章通过对吕大临思想中的“性”、“仁”、“理义”、“天理”、“时中”等观念的解析,讨论了吕大临对儒家“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看法以及他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方面的观点。     

宋代理学视域中的韩愈道统——以《原道》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理学家高度肯定韩愈对弘扬儒家道统所作出的贡献,而对韩愈论道的具体内容评价并不高,这在宋儒对《原道》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宋儒认为韩愈之道不够醇厚,其原因在于,韩愈把作文当作第一义,把穷理当作第二义。儒学史上的韩愈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他大力弘扬儒家道统的努力以及推尊孟子之举有关。《原道》既是重要的儒学经典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经典文本,对它的细致阅读,既是文学的审美享受,亦有助于推进对韩愈儒学以及宋代理学的深入探究。     

在道儒之间:道教经典《太平经》政治伦理的儒家意蕴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忠、孝、诚信、仁等政治伦理规范,以民为本的政治道德原则,君臣相须的政治主体美德,德主刑辅的政治制度伦理。由于《太平经》产生于儒家伦理盛行的汉代,所以其政治伦理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家意蕴。研究《太平经》政治伦理的这个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太平经》这部早期道教经典产生的社会背景,而且对研究整个道教伦理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儒家政治现代转型的初步探索——以清末传统视角中的《明夷待访录》批评为线索

以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和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清末的《明夷待访录》批评充分展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及转型之际的内在张力。李滋然基于守旧立场而对《明夷待访录》展开的激烈抨击,其实并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于儒家经典政治理想而顺应、反思西方近代政治发展趋势的《明夷待访录》诠释,反映了儒家政治传统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返本开新乃至接引与反思西方近代政治的可能性。     

论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与晚清政权衰败化

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是晚清政权衰败化的表现 ,也是其进一步衰败化的原因。儒学价值观权威的逐步丧失导致晚清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儒学教育被取代削弱了晚清政权的政治整合功能。作为儒学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科举制的废除带来了晚清精英录用的困境 ,而儒学社会化强抑制机制弱化造成晚清意识形态的失控。     

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北大核心CSSCI

儒家经典的外文译介,一直是汉学的热点之一。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作为已知最早的"四书"西方文字译本,不仅在文本翻译角度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其作为欧洲人对儒家经典的首次尝试,还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罗明坚西班牙文"四书"的深入分析,着重揭示译者在概念西方语境中如何解释儒家核心问题上的创造性及其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如何进一步彰显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特色,以此来重塑罗明坚译本及其本人在中学西传史上的应有价值,并确定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初遇时的契合点。     

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

儒家经典的外文译介,一直是汉学的热点之一。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作为已知最早的"四书"西方文字译本,不仅在文本翻译角度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其作为欧洲人对儒家经典的首次尝试,还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罗明坚西班牙文"四书"的深入分析,着重揭示译者在概念西方语境中如何解释儒家核心问题上的创造性及其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如何进一步彰显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特色,以此来重塑罗明坚译本及其本人在中学西传史上的应有价值,并确定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初遇时的契合点。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

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自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把它连同《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之后,便被儒家后学奉为“圣经”初选,童蒙必读之书。朱熹这样推崇《大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朱熹认为《大学》一篇是孔丘的弟子曾参所作,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不过,     

曾国藩思想智慧拾萃

正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是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其人自幼勤奋好学,为人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被后世仰慕,谥以"文正",其思想智慧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内圣曾国藩讲究修身律己,这是他的大智慧,他以出世之心入世,修身自省,"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了解"势不     

晚清“翼教”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以《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为中心

晚清维新变法时期,以朱一新为代表的"翼教"派思想家极力反对康有为维新派的变法活动。长期以来,"翼教"思想尚未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翼教"思想不仅揭示和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深远关切,而且也揭示了政治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在"翼教"思想看来,哲学与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为政治基础的思想应该"平实"而不是"虚无";思想家个体研究的"学问"与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术"有着显著区别,所以当思想家面对政治的时候,必须谨慎节制地对待思想及其表达;政治必须要有一个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和土壤,任何政治实践切忌破坏之,否则将导致政治品质的败坏等问题。研究"翼教"思想,对于深入了解儒家政治哲学和反思现代政治哲学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