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谱序发微

朱熹在其复杂的一生中,不仅与皇族,而且与诸多士族及民间宗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次应邀为谱牒撰写序跋.本文首先对朱熹何以重视昭穆制度略加索隐,并试析昭穆习俗根源于官制;其次,从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对自身籍贯的认定,以及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互证,辨析朱熹籍贯为福建建阳;第三,阐发史事四则以佐证,初步认定<林氏世系总纪>为朱熹所作.     

“去忠存文”与朱子学官学化进程的启动

"庆元党禁"解除后,以朱子学为主要对象的"庆元学禁"迄无定论,直到嘉定元年朝廷赐朱熹谥号,朱子学才彻底摆脱禁锢。与此同时,朱熹的谥号由"文忠"改为"文",也预示了朱子学官学化时代的到来。本文分析了朱熹谥号"去忠存文"的历史过程,以及谥"文"在唐宋思想转型中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认为朱子学地位上升的同时,宋学的多元性也受到了威胁。     

当代道众的信仰建设刍论

前段时间,拜读了邱清辉道长的《试论如何使道众以庙为家》一文,作者从目前的道风不整问题,谈及使道众以庙为家的重要性和措施,主要是加强宫观管理者的自身修养、营造宫观的家庭温暖、加强道众的素质教育与信仰建设几方面,笔者深以为然。特别是对加强道众的信仰建设这一条有更深的体会。文章说:"道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以直报怨 以义解仇——从朱子《家训》看儒家对“仇”“怨”的态度及其启示

朱熹《家训》中,提出了"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解之"的告诫。其中"仇"与"怨"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矛盾现象,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仇"往往是"怨"的进一步发展,而与之对应的"义",也是"直"的深化与升华。"以直报怨"历来被儒家视为解决怨恚心理的最合理方式,而"以义解仇",与春秋公羊学、《礼记》的"大复仇"主张及以张载"仇必和而解"为代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比,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当今社会,朱熹的这一告诫仍有借鉴价值。     

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的确立

自南宋朱熹、张栻等人为了重建儒学思想体系,将周敦颐提升至"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关键人物,到因朱熹构建"道统说"而地位逐渐提升,理学发展上的斗争非常激烈,朱熹等人不仅要面对佛、道的思想挑战,而且也面对来自陆九渊等人的质疑。至绍熙五年朱熹在竹林精舍祭祀周敦颐、二程等先贤,将祭祀先贤与书院教育的结合,表明一种新的以探讨道德性命、穷究心性义理为主要特色的学术风尚形成。此后,在魏了翁、真德秀等人奏请和表彰下,周敦颐学术得到官方承认,"道学宗主"的地位得以确立。     

论朱熹先天象数学与理气论之融通

发端于邵雍的先天象数学较之汉易象数学在问题意识上转进一层,以追求形上之易道为理论旨趣。承此旨趣,朱熹认为先天象数学的两个横图以太极生两仪的"一每生二"为原则,表面上反映的是伏羲如何画卦的问题,而其实质蕴含的则是太极与阴阳动静一体、生化无穷的哲思。在朱熹看来,先天诸图呈现了太极阴阳的本然之妙,是易道之根本,故可以统摄周敦颐的《太极图》。由此,作为伏羲易学的先天象数学也成为朱熹道统说的本源所在。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张栻“太极”即“性”说辨析

"太极"即"性"是张栻哲学的重要特点,这两个概念在他的学说中是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而张栻所以提出这个命题,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其一,"太极"而"形性之妙"以见其体用;其二,可能受到朱熹关联"太极"与"未发已发"进行思考的影响;其三,继承胡宏的性本论和对周敦颐的推重,"太极"则正是后者的重要概念。而张栻提出此命题并介绍给朱熹,应当在乾道三年朱熹会张栻于长沙之前。     

开创之功 功不可没——近代高僧文希和尚研究

晚清变法维新，知识界发起“庙产办学”之议。从而激发了僧界兴办教育的潮动。顺应时势，涌现了一位开近代僧教育风气之先的智者 ——扬州天宁寺住持文希和尚。     

孤悬与浑融——朱熹与张拭太极思想异同比较

朱熹、张拭推尊周敦颐尤重《太极图》,他们分别著有自己的《太极图说解义》,其思想内涵颇为不同.朱熹注解坚持主静倾向,张栻则警惕主静溺于虚无的危险.对于主静问题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二人对于太极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朱熹以为太极即理,严格区分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与形下发用的阴阳动静.张拭以为太极即性,对太极的理解融贯体与用、动与静...     

姑苏城内城隍庙

姑 苏 城 外 寒 山 寺 , 因 张 继 一 统 文 化 资 源 , 也 为 古 城 增 添 了 一 1956年 10月 , 苏 州 城 隍 庙首 《枫 桥 夜 泊 》而 闻 名 中 外 。 而 姑 处 宗 教 旅 游 景 点 。被 列 为 江 苏 省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苏 城 内 城 隍 庙 , 名 声 和 历 史 虽 不 城 隍 庙 的 历 史 变 迁 位 。及 寒 山 寺 , 却 也 别 具 意 味 , 苏 州 城 隍 庙 , 座 落 在 姑 苏 城 内 繁 …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

书院是朱熹传播道统论的主要途径,而宋元建版图书则是另一重要传播媒介。将类书《事林广记》中的先贤图与朱熹《沧洲精舍告先圣文》等加以考量可知,《事林广记》从晚宋一直流行到元明,为朱熹道统论作了跨越三朝、旷日持久的宣传,为此一学说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晚宋到元初,相关的历史文献很少,而一部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媒体"的日用类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若干缺憾。     

简讯

苏 州 城 隍 庙 正 式 对 外 开 放简 讯 浙 江 省 道 协 4月 27日 上 午 ,苏 州 城 隍 庙 举 行 维 修 工 程 竣 工 召 开 一 届 四 次 暨 神 像 开 光 活 动 ,此 庆 典 被 苏 州 市 政 府 列 为 2004年jianxun 常 务 理 事 会 议 中 国 苏 州 国 际 旅 游 节 庆 祝 活 动 之 一 。沉 寂 50余 年 的 城 隍 庙 再 现 昔 日 风 貌 , 并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在 庆 典 会 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中 国 道 教 协 会 副 会 长 张 继 禹 ,…     

柳宗元《驳复仇议》的多面向探索

"复仇"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驳复仇议》一文借实际案例传达出柳宗元对"复仇"的深刻思考,且与陈子昂《复仇议》、韩愈《复仇状》遥相呼应。柳宗元深厚的公羊学修养,立论的高度与持论的魄力,以及唐代尚侠的社会氛围都是此议能够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同时《驳复仇议》一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关于礼、法问题的热烈讨论,从中可以窥见士人法律意识的普遍觉醒,以及对于如何恰当地调解礼、法冲突,构建司法原则的大胆尝试,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富。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