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孔子礼治思想浅析

礼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很崇拜周礼,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孔子提出的“复礼”的办法是“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思想,孔子礼治思想与孔子“仁”的思想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     

礼治与当今法治能相辅相成吗?──与白奚先生商榷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哲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争鸣与探索”栏上,发表了白奚先生文章《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先生否定了“人治”,但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礼治”具有“普适价值”...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大一统下的致用——论贾谊对荀子礼治思想的改良

面对社会环境从战国末的分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贾谊试图通过继承和改良荀子的礼治思想来为汉帝国提供一种有效且长久的统治方式。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贾谊从礼制、君主与社会三个层面对荀子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良：在礼制层面，贾谊扩大了礼治的等级范围、弱化了礼的“自修”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礼治等级的外化表现；在君主层面，贾谊转而注重君主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对太子的教育；在社会层面，贾谊由反私斗扩大到净世俗，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究其原因，当与秦朝“以法治吏”“以吏为师”的历史教训、士人自主性丧失而君主权力加强的大一统困境、汉室平民出身且游侠风气炽烈、社会积贫积弱以致革新求变迫切等因素有关。在贾谊的改良之下，荀子的礼治思想经历了一场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传统的谏诤谏议思想、实践与中国之治

谏诤谏议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探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和精华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世""善治""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如何避免人君之失和朝政有阙,如何使谏言谏议以"制度"的形式于明君有所辅翼,于善治有所裨益,古人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做了有益探索,体现了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君失、约束君主、制衡专权的积极作用。但究其实质,主要是服务于君治,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从政风格与政治胸襟,不过是君主一人之治的权宜之举,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有着本质区别。     

诗教的致知功能

【导语】相对于当代西方美学的稳定推进而言,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还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在经历了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引介与移植之后,研究者一直反思如何保持中国美学自身之特点,并尝试使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获得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近年来,这一反思显示出新的方向。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的思路与角度回归思想的源头,发掘其深层内涵,对中国美学思想作出新的解说。这里所选取的几篇文章就是这一方向的最新探索。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传统的“诗教”思想,通过对具体说法的细微分析来解说这一思想被人忽视的另一层功能;也有研究者结合考古学的资料,从“斤”到“斧”到“戉”的关联与转化入手,在文化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美学思想的起源;还有学者关注到中国早期思想中的“乐”概念,通过“乐(yue)”与“乐(le)”的互训来解说其中存在的不同内涵;更有研究者通过对“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分析,在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上强调了应当关注“字音”的研究思路。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一心二门”与“一本多级”

一在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这一重要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格局,这一格局是基于佛教“一心二门”的思维方式。“一心二门”的“一心”源于佛教的一切众生皆有“自性清净心”和“万法唯识”的思想,     

无为之境--《老子》无为思想的有为价值

《老子》一书,思想深沉,内涵丰富,其“无为”思想旨在通过对道的复归与把握,实现在大宇宙、社会、人生中“无为而无不为”积极有为的目标。“无为”思想在现代社会人生中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着眼于《老子》的“无为思想”,通过阐发如何通过体认与把握“道”进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之境,进一步让现代人领会《老子》“无为思想”中的有为价值。     

儒家与新儒家的命运——“五四”以来文化论战的哲学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儒家学说为本位来吸纳、会通西学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或一种文化思潮)。这是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新儒家”思想所作的概括。“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五四”以后,这不是偶然的。剖析“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或许能揭示出中国文化变革的某些重要问题。对“现代新儒家”试图解决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应如何评价?总结和反思这些问题,这对于加深文化的研究和两个文明的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1、何谓“后现代” 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名辞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争论和界定,卡平灵(kaplam)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culture break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     

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及其理论逻辑——以《白虎通》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之际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使传统的“家国同构”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如何在帝制中国重新建构起规范齐整的伦常秩序、社会秩序以及政治秩序,成为两汉之际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面临的难题。伴随着礼治原则的确立与礼治秩序的延伸,以《白虎通》为中心,东汉思想家们建立“三纲六纪”之说,在重构伦常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密的理论逻辑,使帝制时代家、国之间的嵌合变得合理而可信,兼具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家国一体”模式真正出现在古代中国。《白虎通》构建的家国一体的天下秩序,奠定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与家国观,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共识,也为新时期家国观的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 ,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而且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蕴涵。为深入学习这一重要思想 ,回顾一下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的思想学说 ,是很有裨益的。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早在二千多年前即产生了朴素的“缘法而治”的思想 ,而“德治”思想的产生还要早得多。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周公 (?～约前 10 95)即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     

“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

先秦时期,把儒家的礼治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首推荀子。而荀子的礼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叛逆色彩,对于传统是一次带有革命性的质的飞跃。他强调"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系乎王霸大业;阐明礼制目的在于修齐治平,提出"定分"及其标准,鲜明反对世卿世禄制,主张以德才为定分标准,并勇敢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民主性思想。荀子的礼治思想是对传统世袭制的巨大冲击,是对封建君主权威的公开挑战。庶民有帝王之才则应为帝王,这种大胆而极有见地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