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戒法思想及其伦理特质

<正>宋代杨杰为《宗镜录》所作的序言中说：永明延寿(904-975)“深达禅宗,禀奉律仪,广行利益”^[1]。可见,戒法思想在延寿整个佛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鲜有专门的探讨。^[2]延寿的戒法思想主要见于《受菩萨戒法并序》一卷^[3],收入《卍续藏》,尾题《梵网菩萨戒仪》^[4]。这是延寿以“摄心为戒”为基础,圆融戒定慧三学,重构、再释戒法思想的代表作。本文以此为文本,     

藏传佛教羌姆袍“出摆”及其民族融合性考察

<正>“羌姆”由藏文音译而来,是对藏传佛教寺院仪式表演的一种口语称呼,汉译为“蹦跳”“足蹈”。羌姆一词无明确的藏文释义,泛释“跳舞”。^[1]有学者释羌姆为“消灭”。^[2]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沿用,羌姆已成为藏传佛教乐舞的专用名词。^[3]将“足蹈”“消灭”等释义结合起来看,这种仪式表演显然具有一定的原始巫术色彩。羌姆表演中,舞者除佩戴骨骸鬼卒等首具外,还会穿着华丽鲜艳的大袖长袍,尤其是在表演主尊和护法神时,则会穿着羌姆袍,又叫跳神袍,藏语为“朴嘎”。     

晚明巴蜀高僧庆忠铁壁慧机生平行实考述

<正>庆忠铁壁慧机禅师(1603-1668)^[1]，生于万历癸卯(1603)十月二十二日，于康熙戊申(1668)九月二十一日示寂，聚云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之法嗣，大慧十五世孙，俗姓罗，字“铁壁”，号“庆忠”，“凡所住处，皆名庆忠，取针芥之投在重庆府忠州，不忘万师水源之义”^[2]，顺庆府营山(今四川南充)人，“生于名阀，世膺三组(祖)之荣；     

贯通、沟通与会通——读《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

<正>有学者称1999年至2019年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硕果累累”的二十年,出现了成果井喷的盛大场面^[1],现在看来,这一趋势仍有增无减。然而,日本史诸多轸域研究的成熟度有较大差异,其中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一直最为冷门,中世佛教交流史亦不例外。之所以关注者寥寥,除了资料相对匮乏与现代人厚今薄古的观念^[2],     

上海松江延庆寺考

<正>松江延庆寺位于松江府华亭县(治所在今上海松江)^[1],是著名的天台宗寺院,名列“教院五山十刹”^[2]之一。截止目前,学界关于该寺的研究并不深入,甚至存在不少讹误。这些讹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位置有误。如王仲尧将松江延庆寺所在地标为“明州鄞县”,现地名     

《瑜伽师地论》中的“五见”探微

<正>《瑜伽师地论》将烦恼分为“见性”与“非见性”两类,见性烦恼与错谬的见解有关,共有五种,即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戒禁取。《瑜伽师地论》并没有给出“一切恶见分为五类”的经教出处或整合逻辑,似乎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佛教常识,但若对照其他部派的论典,如南传上座部的《法集论》《分别论》,法藏部等的《舍利弗阿毗昙论》^[1],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五见”的说法。将一切见分为五类,似乎只是说一切有部、瑜伽行派等部分宗派的主张,并非佛教界的共识。^[2]     

化觉巷清真寺历史叙述的生成史

<正>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清真寺,⁽(1))但是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学界至今没有确论。关于该寺始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为唐天宝元年(742)之《创建清真寺碑记》,但是陈垣、桑原骘藏等学者均已指出该碑系明人伪造之作;⁽(2))白寿彝据此说到：“因而,这座寺是甚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3))其后,杨志玖根据历史情境,断言化觉巷清真寺创建于元代。     

四川夹江牛仙寺新见“药师变”龛像考释

<正>一、龛像概况与年代目前学界所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的“药师变”^[1]实物资料多见于川东的资中、安岳、以及川北的巴中,川西的眉山、乐山夹江等地;并认为夹江境内可见的“药师变”仅千佛崖150号龛,时代为中晚唐时期。2022年5月,笔者对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进行调查时新发现1龛“药师变”,即牛仙寺第83号龛(以下简称牛83龛)。该龛与《药师经》^[2]经文相对应,内容较为独特,是研究川渝地区唐宋药师变龛像的重要材料。     

五世纪初期河西走廊大乘禅法探源

<正>一、引言根据相关文献、史料、石窟题名的记载,有诸位禅僧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访过河西走廊。例如《高僧传》记载到:“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1]且炳灵寺169窟第6龛(420年前后)中,也有比丘道融与昙摩毗的造像与题名。^[2]此外《高僧传》中,也记载了禅僧玄高在西秦(409-431)隐居在麦积山,     

保志禅师交游考——以《高僧传》为中心

<正>高僧保志,又名宝志,在南梁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有梁京师释保志传,唐道宣《续高僧传》中也有数言^[1],宋惠洪撰《石门文字禅·钟山道林真觉大师传》中云：“(南朝梁)敕谥广济大师……(唐代)谥曰妙觉……(宋)太宗皇帝……赐号道林真觉大师。”^[2]保志不仅被历代皇帝追赠谥号,关于他神力的记载也愈加玄妙。梁《高僧传》中,保志被归入“神异”高僧,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壁画中的“幢”

<正>一、前言经幢作为形制多样、宗教内涵丰富的佛教器物,其个体性差异非常大。造型简单的经幢像石柱,而繁复的经幢又与塔相似;体量小的经幢不足1米,而大的经幢又可高达数米。关于经幢的研究,叶昌炽曾在《语石》一书中对石经幢进行了初步研究,开启了经幢研究的先河;^[1]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及关野贞等人,都曾对我国现存经幢进行过实地考察;^[2]     

宋代曹洞宗崇俭寡欲、简朴节制的宗风典范

<正>贾晋华将“偈颂”视为唐五代曹洞宗风的主要特色。有些偈颂为劝告出家修行、断绝俗情;有些则阐发禅理,强调体悟自心。^[1]徐文明则把敲唱为用、有偏有正、有明有暗、绵密和崇尚回互总结为曹洞宗风。^[2]这些都是从思想层面对唐五代曹洞宗进行的梳理。尽管洞山将云岩昙晟所传《宝镜三昧》《五位君臣偈》《五位君臣显诀》《三种渗漏》等传授给曹山的故事是到宋代才开始出现,并且曹洞门庭被总结为偏正五位、     

藏传佛教法衣曲贵形制的净符与田相释读

<正>曲贵^[1]是藏传佛教戒行精严僧人的法衣,汉传佛教称为袈裟,源自早期印度佛教三衣^[2],在形制上保留了三衣田相的基本规制,在细节上表现出明显的藏汉文化融合现象,是藏传佛教僧服系统成功本土化的标志性服饰之一,彰显了藏传佛教的特性。形制的变化体现在遵循佛教教义的同时,强化僧服的戒律意识,曲贵在质地与使用上虽然保留了三衣的功能,但在形制细节上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了系统化的改变。     

宋仁宗与庐山万杉寺

<正>自东晋慧远大师创建东林寺之后，庐山就成为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至宋代，庐山佛教更是繁盛。陈舜俞《庐山记》中记载：“山北，老子之宇二，佛之宇五十有五。……山南，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1]据此可知，北宋时期，庐山寺院计有148所。庐山佛教之繁盛，可见一斑。其中尤以十大禅刹最为突出。《舆地纪胜·南康军》载：“庐山十大禅刹而山南居其六，曰归宗、开先、万杉、栖贤、罗汉、慧日是也。”([2])在这些名刹之中，     

法藏P.4745V《观心论》写本残卷录校及研究

<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4745(P.4745号写本)的敦煌写本残卷,正面为官府文书(以下称P.4745写本),背面抄录的是禅宗文献《观心论》(以下称P.4745V《观心论》)。^[1]学者通常将正面的P.4745写本认定为初唐法典(格式)的官写本,但究竟此写本为《格》为《式》,以及其年代(贞观或永徽),迄今尚无定论。^[2]为综合判断P.4745写本的性质及年代,笔者始注意到其背面所抄文献《观心论》。     

笔墨因缘 相知有素——赵朴初与黄胄的艺文交往

<正>赵朴初(1907-2000)^[1]与黄胄(1925-1997)^[2]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书画方面。赵氏有着多重身份——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佛教居士,因其在诗词及佛学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至于书名往往被掩。事实上,赵朴初在书坛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黄胄在内的很多书画家也都与其交往甚密。正如艺术家唐吟方所言：“当代诗词家中,赵朴初与画家关系最密切,他     

立约之爱——十二先知书解经之《何西阿书》

<正>《何西阿书》是十二先知书之首。十二先知书又称小先知书,“小”并不是说这十二卷书不重要,而是指其篇幅较短。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只有《阿摩司书》比《何西阿书》更早。¹而之所以把《何西阿书》放在十二先知书之首,主要是基于神学上的考虑而非时间上的考虑。²在先知书中,何西阿是第一个根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奈之约而强调立约之爱的先知。³他也是第一个用婚姻之爱来比喻上帝对以色列人之爱的先知,     

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诚静怡思想初探——对今日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正>关于诚静怡的研究,学者刘家峰着手较早¹,他认为,重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中西新教合作建制” ²模式下的中国教会及其教会领袖的研究,对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十分重要³。查时杰评价,诚静怡是天生的教会领袖人物,并且认定中国教会应当走向自立与合一的道路,他不屈不挠地为这些理想奋斗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⁴。     

宋僧契嵩著“传法三书”文献所见问题探微——兼论各藏经版本优劣

<正>一、引言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原，但是最早的汉译佛经何时何人何地译出已难以考证，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东汉桓帝时译僧安世高是大规模汉译佛经第一人，之后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汉文《大藏经》。“我国的大藏经，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写本’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藏经也呈现出显著的特征。汉文雕版大藏经，流传至今并有确切实物验证者，共有二十一部。”^[1]数量如此之多的佛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