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漫议

"三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三纲"虽形成于汉,但在汉代,其权威地位尚不牢固.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三纲"的地位、影响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削弱.自宋代始,"三纲"不断神圣化,牢固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君权、父权、夫权日益绝对化.在明清之际,"三纲"受到初步挑战.到近代,经由"道德革命"的冲击,"三纲"一步步走向消亡.概言之,"三纲"的产生、确立、强化、崩坏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步的.     

走出"藏象"概念的误区--论"藏"与"象"的辩证关系

1"藏"与"象"的关系反映了"器"与"道"的辨证关系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问题.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安石、张载、王夫之等一再强调"器"是第一性的、本源的,而道只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具体点说,"器"是体,"道"为用,"道"在"器"中,故学"器"应该学"道";"器"在先,"道"在后,"道""器"无相离,故变"器"必然变"道".     

道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作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全方面的深刻影响.汉语中有关"道"的词语或说法比比皆是,沉积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道教思想 "道"是道教思想的核心.在道教看来,"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世界的最高实体,"道"具有超时空性,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最终依据和普遍法则.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形象生动地表达了道教对世界的认识.其中"道法自然"一词,意即道以自然为法则,效法、遵循自然.     

哲学的创新与哲学研究方式的创新

近年来,"创新"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学术要求,"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产生了强烈推动,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界.     

逸·逸品·逸气说

"逸"的风格在绘画上的表现就是确立画品中的"逸品".黄休复对逸品做了最恰如其分的解释,并把逸品提高到四品之首,从此,"逸"就成为主要审美范畴.到了元代,倪瓒把逸发挥到了极致,"逸气说"是倪瓒的主要绘画理论思想,"聊抒胸中逸气"成了时代的心声.     

试析儒家忠恕思想中的"己"

在忠恕思想中,"己"或"自我"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已"作为忠恕思想的起点,并非世界的中心,而是与他人、社会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不断拓展、延伸;其二,"己"概念蕴涵了深刻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期望;其三,在"忠恕之道"中,"己"的价值将在日常道德行动中、在道德原理的实践中得以显现.     

再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捍卫朱子性善论之基础

许多学者认为朱子"四端之发有不中节"的思想动摇了其性善论的基础.这种看法存在着"双重滑转",既把"四端之发"滑转为"四端",又把"不中节"滑转为"不善",由此对朱子的相关思想产生了严重误解.通过分析可知,"四端之发"的整体过程在时间中包括"发显""持存"和"落实"三个阶段,"不中节"只能指涉后两个阶段,"发显"的四端本身则纯善无恶.因此"四端之发"之"不中节"并不蕴含"四端"之"不善",朱子性善论的基础仍可保持牢固.     

天台学生态智慧管窥

当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无所顾忌的践踏和掠夺,而古老的天台学中则蕴含着疗治时蔽的丰富而深邃的"生态智慧",其"色心不二"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置于亲密无间的关系之中,"十界互具"、"一念三千"学说揭示了作为有机的整体的世界的各部分之间的相摄相入,是对当今机械的、孤立的世界观的彻底否定,"中道实相"、"无情有性"理论赋予了自然以无上的内在价值.天台学的这些古老而珍贵的"生态智慧"值得当今的生态学和环境哲学好好加以思考和借鉴.     

孝在汉代儿童教育中的体现

"孝"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有一个演变过程.两汉时期,"孝"在社会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对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其实,"以孝治天下"才是封建统治者倡导孝悌教育、以孝悌举儿童官的根本目的.     

《论语》开篇发覆

"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这三句平直易解的话,由于缺失具体语境,在孔子身后的数千年间,语义泛化,被加以最通俗、最一般的解释.学就是学习,习就是温习或复习.由此也产生了"学习"一词.并且,"不亦乐乎"也化为习用的成语,"有朋自远方来"也成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友人的套话.本文运用本证式的语句互见法,以<论语>证<论语>,首先对这三句话的几个关键词进行了考证.考证结果认为,"学"字,大多是指为了干政"复礼"而进行的学习,"习"是演习与实践之意,"时"则是"适时"之意.又根据前人的训释,将"朋"解为"众".与上述考证结果相应,笔者还从<论语·子路>篇所云"叶公问政,子日:近者说,远者来"一句发现了理解<论语>开篇语境的密码.这就是"问政"的"政"字.关于这句话与<论语>开篇的联系,历来无人揭示,因而也就无法准确把握<论语>开篇的语境.由于这一发现,<论语>开篇豁然开朗,孔子说这句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为政者言为政.     

中国传统伦理对医院道德管理之贡献

随着经济的腾飞,儒家管理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医院经营管理以深刻影响.在医院道德管理的建设中,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仁"是医院经营发展的中心,"义"是医院经营立足的根本,"礼"是医院经营成功的保证,"智"是医院经营腾飞的关键,"信"是医院经营兴旺的标志.     

浅议Materialism和Idealism的汉译

在哲学的全部术语中,除"哲学"本身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最近因为研究和写作的需要,笔者对这两个术语做了重新审视,结果发现它们的汉译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似乎有提出来重新思考的必要. 当然,中国哲学界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称谓已经100多年了,早就用惯了,似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概观西文原文,"唯物主义"英文为"materialism",法文为"matérialisme",德文为"materialismus",西班牙文为"materialismo",其余也都是这样大同小异.     

系统论原理在中医"证"研究中的运用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证"是辨证论治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说"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是因为它具备了构成系统的基本条件--要素、联系、功能.因此,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剖析"证"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实现"证"的客观化、规范化,对中医学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源流考辨,意图中日对接——读彭修银先生近作《日本近现代绘画史》

作为一个富于"新"、"变"特质的开放性概念,"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是丰富甚至显得芜杂且又变动不居的.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对象,譬如日本近现代绘画史,"现代化"绝对是生动具体而非抽象、空洞的.不仅如此,在亚洲乃至整个东方视阈内,日本的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典型的范本:一方面,作为"后发赶超型"的代表,日本不但在亚洲率先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而且也是当前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经验"值得世人学习;另一方面,大和民族血液中的"狼性"以及日本社会特殊的运行机理注定了该现代化的"东洋模式"决非完美,其偏失与教训恐怕也是需要引起反思和警醒的.     

李道纯丹道易学思想浅探

李道纯的丹道易学独具特色,"常易"与"变易"确立起体用兼备的易学思想框架,对卦爻象的运用使内丹"药物"与"火候"的真正含义得到了详尽阐释,"三家相见"的内丹修炼论使得魏伯阳以来的"三五与一"思想有了清晰完整的理论形态.     

从与"郑风"的比较研究看孔子"恶郑声"的原因

现有对孔子"恶郑声"的理解多是停留在音乐本体上,忽略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本文通过对"郑风"的比较研究认为,"郑声"的产生背景、文化内涵、音乐特点、用乐场合等因素是构成孔子"恶郑声"的原因.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庆历易学"发微

"庆历易学"指庆历前后学坛易学,以往学界对这个易学派别未加注意,实际上该学派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宋易系统之先河.首先,"庆历易学"开宋学重<易>风气之先.其次,"庆历易学"开宋易系统解<易>风气之先.最后,"庆历易学"开纯以儒家义理解<易>风气之先."庆历易学"重<易>、解<易>风气的实质是学术范式的转换."庆历易学"是以范仲淹为核心的学者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本"与"民本"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1].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原罪"释疑

在基督教教义中,"罪"和"原罪"的思想在中国历来是被误解较多的两个概念.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罪"是与对法律的违反和道德上的"恶"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解与基督教对"罪"的理解有很大的距离.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原罪"的理解则更为困难.本文试图借助基督教思想史上对"罪"和"原罪"问题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对基督教语境下"罪"和"原罪"的含义进行辨析,以区分它们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对"罪"的理解之不同,从而尽可能地消除国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罪",特别是"原罪"的普遍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