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核心问题——一种基于回归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考察

<正>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大致上说来,这种转变的核心之点,是从一种笼统的实践哲学转向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从包含实体性哲学范式和主体性哲学范式两种类型的理论哲学回归实践哲学,进而转向回归历史唯物主义。①这一转向所关涉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盛行了几十年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范式的超越,二是对于原本马克思思想的关注,三是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性关注。而由这些方面的转变,形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核心问     

现代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考察,特别是对其实践哲学解读,需将其置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总体境遇下,借鉴西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解理路,并基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新解及其哲学范式转换,指认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只能是现代实践哲学,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特征和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然而,这种称谓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解释原则下才是可能的,而且唯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哲学既与西方传统实践哲学有别,又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区分开来。     

与望月清司“历史理论”的相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适逢其时,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学界。这对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并将持续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以笔者之见,这种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范式上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回归马克思的实践     

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意蕴

一、探讨实践哲学的政治意蕴:深化实践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国内一些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学者深入思想史,论证和阐发了马克思哲学在本性上属于区别于“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实践哲学”理路,或者说属于区别于“理论哲学范式”的“实践哲学范式”。(参见衣俊卿;王南湜,第38页)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认识成果之一。那么,何谓“实践哲学范式”?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区别于“理论哲学范式”的特质究竟是什么?纵观国内学者的论述,可以发现,对此问题人们一般都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来予以规定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基于《资本论》研究引发的新范式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为了从理论与实践意义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们看到,从青年马克思著作研究向成熟马克思著作研究的"重心转移"现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热点更迭,而具有"学科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自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发生范式转换,即借助成熟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域,走出"实践主体性"的原有范式,逐步形成"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看,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比实践主体性范式更具有生命力,更能契合21世纪的时代问题。新范式的理论生命力在于,它比原有范式更为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性精神,更为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逻辑与发展方向,即不断从抽象一般性研究上升到内含特殊性的具体总体研究。新范式的现实生命力在于,它比原有范式更为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即不是外在地套用到"现实一般"范畴上,而是内在地切中特定现实。新范式基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内在引申出切中当代现实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开启了若干重大的新问题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简论“实践主体”及其品质

主体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基石。实践性是主体性的基础,主体性是实践性的本质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是实践的主体:其实践性批判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性的近代唯心主义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其主体性批判了“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的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形而上学。正是以实践的主体和主体的实践为理论的切入点,马克思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所以,正确澄明实践主体的内涵及其品质,对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

<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关于此的研究目前遇到一个"从何处进入"的难题,即应从什么视角或根据什么范式清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语境并指陈其问题与逻辑,进而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为开阔的理论空间。从已有的学术探索来看,有两种理路值得注     

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存在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现象,其包括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主义认知范式五种。此五种认知范式的实践,不仅是凸显中国传统哲学内容、性质及其优缺点的过程,也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情感磨合"的过程,从而成为分析西方哲学如何参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国哲学怎样选择与吸收西方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应确立怎样的基本形态等问题的独特视角。     

存在之例外与无限之发生——论列维纳斯后期哲学中的主体性

与现代哲学中各式各样反主体性和解构主体性的流行做法不同,列维纳斯以保卫主体性为其哲学宗旨。但列维纳斯所保卫的主体性既不是作为存在之环节,因而可以还原为存在的主体性,也不是自身被视为原则、根据、本原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别样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哲学后期,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被视为“存在的例外”,体现在我对他人的说、感受、切近与替代之中;另一方面是对无限的见证,是无限由之发生的方式。如果我们把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性”视为中国哲学中“心性”的对应物,而把“存在”或“无限”视为中国哲学中“道体”的对应物,那么列维纳斯这里主体性与存在以及主体性与无限的这两种不同关系,正可视为“心性与道体”在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可能。     

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与范式转换

理论自觉不仅直接关乎中国特色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构建,也直接关乎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现实功能的发挥。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包括对学科关系、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等四个基本维度;其问题域或基本理论结构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对象问题和范畴问题,认识论层面的视角和向度问题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发展取向、价值追求和学者的价值选择问题。范式意识的自觉是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理论自觉的方法论标志。当前,中国公共健康伦理学研究范式应该实现从西方范式向马克思主义范式、从个体论或整体论向个体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范式、从职业伦理或实践伦理向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结合的范式转换。     

认祖归宗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自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前提。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要意义;必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必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在很多时候,对于哲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研究什么,更在于如何研究。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哲学范式的争论和分歧,而这些又与哲学史上的不同范式的影响直接相关。一、西方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对于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史,人们或者按照编年史的方式区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演进过程,或者按照哲学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探析

中国社会的实践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是不可分割且相互交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逻辑就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由此决定的实践需要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成功转换的角度,探讨以实事求是为理论硬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展开,力图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论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的三者统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唯物论合理形态”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其主流可以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种不同思维倾向的争论。就这场讨论所涉及的理论基核而言,实质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因此,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上去探讨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有效地解决“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认识二者在理论内核上的内在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极大地继承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讨,着眼于现实问题的多维度哲学反思,以问题为导向的"具体"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从不同层面展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展望未来,只有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以问题为导向,展开对"现实问题"的哲学观照,尤其是对资本的驾驭问题、制度创新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作出新的阐释,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才能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实效”与“实践”之辨看实用主义的内在分野

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被称为古典实用主义的"三驾马车",但是他们对于"实效"这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实施路径却不尽相同。通过对"实践"概念的辨析,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会十分清晰。皮尔斯的"实效"概念虽然包含实践性的意蕴,但是更倾向于一种分析哲学的思维理路,而詹姆斯和杜威则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实践哲学的思维进路。古典实用主义内部的这种差异性对后来美国哲学的发展,尤其是新实用主义的分野式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实践哲学理路和语言分析哲学理路之争执的缩影。     

古为今用——关于中国哲学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是从古代发掘出有用的东西武装自己,而是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嫁接在中国古代思想家身上。这种“古为今用”对无产阶级是不适用的。无产阶级的“古为今用”是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要求是: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批判哲学遗产,作出哲学的结论;发扬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的优势,克服劣势。对哲学遗产作出批判的总结,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特别是对历史上哲学体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而加强哲学文献的校诂,加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总结中国哲学史遗产的两个基本前提。     

逻辑发展法:冯契哲学探索的基本特征——兼论“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

纵观冯契的著述可以发现,逻辑发展法是冯契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也是其哲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前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两个高峰"的论述以及"四大问题"的分析,后者尤其表现为他的"智慧说"是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继承发展。所谓的逻辑发展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个原则,将其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在列宁那里则尤其表现为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冯契的逻辑发展法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和中国传统哲学对理想人格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将其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可以发现,冯契的逻辑发展法和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社会史还原法",张岱年为代表的"问题为中心法",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法",共同构成"以马解中"的四种典范,并且以其哲学创作的成绩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