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否定性的、寻求个人自由的社会正义观——哈耶克的社会正义思想评析

哈耶克认为,由于当代西方主流的社会正义范畴的内涵尚不明晰,因此人们不可能就社会公共利益达成共识;追求社会正义必然会摧毁自生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必然导致政府专权,导致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由此,他反对当代主流的社会正义思想,并提出了独特的社会正义观。哈耶克的社会正义规则是否定性的,核心内容是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分配方式是市场分配,价值目标是维护个人自由。他的社会正义观的合理之处是充分肯定了个人自由的价值、法治在保障人权中的重大作用、个人与群体地位上下流动的积极作用;其不足之处是对自由、平等、正义等范畴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哈耶克的社会正义思想启迪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协调好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处理好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加强法制建设,保护人的自由权。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民主与正义间的良性循环可能吗——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已经触及了民主与正义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但是直到后期著作中,他才将这一问题主题化。凭借基于交往理性的理想语境——自由民主的法治国——的设定,哈贝马斯将民主与正义引入程序主义的循环论证中,认为民主程序为正义提供合法性,而正义为民主程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价值目标,试图在民主与正义间建构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然而,哈贝马斯对这种"良性循环"的论证脱离了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关系,注定成为乌托邦的空中楼阁。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     

西方正义理念的历史回眸

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现实目标和永恒理想。在西方文化史上,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正义思想,它们构成了西方绵延古今的正义观变迁史。真正的正义理论应该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这一中心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这一理解即是我们正确评价西方各种正义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科学合理地建构中国社会转型期正义理论的立足点。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种不同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之比较

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