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五行说辨

对董仲舒只讲阴阳不讲五行、而《春秋繁露》大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并非董仲舒所作,至少《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有问题的说法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进行了辩论,认为在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倾向。单纯的文献考证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董仲舒思想的易学底蕴

汉代儒家领军人物董仲舒的主要哲学著作《春秋繁露》蕴含着深厚的易学功底,其哲学基本上是《易经》的阴阳学说的引申,主要体现在:一、“阳尊阴卑”的阴阳观,二、感应论,三、“天地人”三才之道与法天及“与时偕行”的思想,四、“见微知著”的发展规律论,五、“神道设教”与灾异谴告说的内在联系。董子对于易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更具有自觉与圆融的特点,从而使自身的思想与传统易学浑然一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化神)和作为生命主体的神(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

汉儒领袖董仲舒的天论不是源自孔子原生儒家 ,而是来源于墨家思想。天是一把“双刃剑” ,既对君王地位的巩固有利 ,又对君王权力存在着强有力的制约。如何实现对君王权力的有效制约 ,这是董仲舒天论的终极目的。董子天论的文化史意义主要表现于 :(1 )将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念纳入天人系统中 ;(2 )自董子以后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成为一不可移易的深层文化心理 ;(3)董子天论丰富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精神 ;(4)董子天论使大一统观念真正得以确立。     

如何探讨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

如何探讨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李存山本文对曾振宇同志的《董仲舒气哲学论纲———兼论中国古典气哲学的一般性质》一文提出商榷。一、董仲舒的气论思想不是中国气论的典型形态，由此不能揭示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二、曾文不明源流，不作分析，误把董仲舒气论思想的...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角色

用某国的哲学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都是糟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却因此走向崇洋媚外,盲目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使民族文化失去自信,没有了复兴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达数千年之久。儒学中有精华,故能流传长久。由于儒学等文化的支撑,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董仲舒被誉为群儒首,对此贡献巨大。     

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董仲舒“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余治平教授学术访谈录

<正>2015年4月15日-16日,由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河北省衡水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美国、韩国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对董子思想与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资铸造的"董子圣像"落成典礼,旨在构筑董学研究与传播核心平台、培养董学研究后继人才的海内外第一家"董子学院"揭牌仪式,也在此隆重举行。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身为河北省董仲舒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从“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的断句谈起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曰：“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耀而不可得革也。是放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如何理解这段话，涉及到对董仲舒人性思想的理解。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断读“人……有善善恶恶之性”这句话。《春秋繁露校释》（主编：钟肇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在正文中正确地将这段话断句为“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但是在校释中，却又作了另一种断读，《春秋繁露校释》第41页的校释［－］说：“董仲舒主性三品之说，以为圣人性善，斗育性恶…     

董仲舒气哲学论纲——兼论中国古典气哲学的一般性质

“哲学的本质是逻辑”，在董仲舒哲学思想中，气概念至少蕴涵、兼容了十二种义项。气概念实际上不存在确切稳定的内涵和外延，与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相背离；建立在这种哲学概念基础之上的气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有机的、活泼泼的、泛道德的哲学本体论。缘此，中国古典哲学史上的主干概念与本体论，呈现出与西方古典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对于以气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概念和本体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似已成为学术界真正领悟和把握中国哲学与文化内在命脉的关键所在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浅议儒学的本质

<正> 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学术界有种种不同意见。或说是伦理本位主义,或说是泛道德主义,或说是道德理想主义。我在1989年7月提交“夏威夷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六届年会”的论文《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发展前景》(载《亚洲文化》第13期)以及稍后出版的《儒家哲学片论》一书中,批评了上述说法的表面性和片面性,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儒家哲学之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确立了道德的本体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哲学。我所谓的“道德人文主义”的基本涵义,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评《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

近读赵吉惠新著《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一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作者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时,努力地把宏观文化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论述问题颇多,这里不便一一评述。现仅就有关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等问题,略作评论。一、关于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主体结构。关于儒学命运问题,海内外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认为“儒学是老朽的文化,早已过时”,一种高唱“儒学复兴”。本书作者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儒学在现代社会     

新儒家:寻求中的价值重建

80年代,在大陆,一大批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传统儒学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中国人走向未来的沉重包袱”。而在台湾,有人则从“回答意义危机”的角度来评价当代新儒家,认为新儒家们回答了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从而又使不少大陆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进行再思考。 孔子以降,儒学一直是安邦立道的学问。汉初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由汉末天下大乱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约四、五百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