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正>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新作《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于2009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共9章30余万字。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后传统社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人们非暴力地整合起来?道德、法律与民主政治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共同     

大众的崛起与民主的衰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商议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卢梭、阿伦特、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区分了"大众"和"公众"。哈贝马斯把商谈质量作为区分公众和大众的标准。按照他的思路,具有交往理性精神而进行理性讨论的人构成了公众,这是商议民主制度的基础。诉诸大众的竞争性民主只能实现权力的和平更迭,而商议民主则是要探索正当的法律、政策、制度等。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资本或权力的干扰,但它们还仍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为目的,具有建构公众的功能;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逐渐丧失了话语的语用学功能,社会大众化趋势由此日益凸显。在这种大众化的趋势中,民主变成了争取大众支持度的斗争,而不是探索正当制度的斗争。选举和传媒的结合,使选举自身与传媒一样,为争取观众(大众)而斗争,并失去了民主的真实意义,使民主的真正价值日渐衰微。     

民主与正义间的良性循环可能吗——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民主与正义的关系

在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已经触及了民主与正义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但是直到后期著作中,他才将这一问题主题化。凭借基于交往理性的理想语境——自由民主的法治国——的设定,哈贝马斯将民主与正义引入程序主义的循环论证中,认为民主程序为正义提供合法性,而正义为民主程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价值目标,试图在民主与正义间建构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然而,哈贝马斯对这种"良性循环"的论证脱离了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关系,注定成为乌托邦的空中楼阁。     

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

本文根据哈贝马斯的访华演讲和相关著述,对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概念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某些基本的判断和论点。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的重建——论韦尔默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内在批判

韦尔默是批判理论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沿续了哈贝马斯理论的交往转向。但是,相对于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否定立场,韦尔默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结果,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内在批判和彻底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不是简单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织的辩证关系。本文试图通过阐述韦尔默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辩证法的重建逻辑,探讨韦尔默思想与哈贝马斯思想之间的内在批判,这种内在批判关系可以通过意义和真理、民主与政治关系的重新理解来展开。     

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

中国正处于从咨询政治走向商议性民主的政治转型期,北大的教师制度改革因为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联网的广泛运用,成为一个在公共讨论中发生、发展的事件。虽然具有偶发性特征,但北大改革提供了一个商议性民主参与的例证。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普遍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 ,是我们深入把握哈贝马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入口。可以说 ,普遍语用学的研究是交往行动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不理解普遍语用学就不能理解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与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一样 ,哈贝马斯也是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普遍语用学的基本构想的。首先 ,哈贝马斯在对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经验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中把自己的语用学和其他各种不同的语言学和语用学区分开来 ,从而显示出他自己的语用学的特殊性。在哈贝马斯看来…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积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同时,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完全进入学者的视野。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之于哈贝马斯思想来说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恰恰是,它构成我们打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来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不可绕开,它已成为一些西方市民社会论者据以引证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加以论述与评判的重要对象。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作出辨析梳理与准确定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超越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对峙:哈贝马斯的人民主权理论探析

人民主权是立宪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对人民主权理论的历史追溯,哈贝马斯指出,无认是卢梭还是康德都没有能够确切把握人民主权理论的内涵。立足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应对人民主权理论作互为主体间性的商谈论理解。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人民主权理论虽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然而,对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中国而言,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该著致力于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陷入了困境,他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更新,希望用其交往行为理论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构建。哈贝马斯早期非常重视认识论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仅仅把社会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不够的,应该添加交往行为这一维度,但他更加突出交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与超越

对于哈贝马斯的学术定位,历来有所争议。由于他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偏离,使得他时而被归入社群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的行列,他后期的一些著作又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综合或者超越。我们首先从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入手,通过他对两种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发展线索的区分,以及社群主义者与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揭示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自由主义出发点;其次论述三位自由主义者理论的缺陷以及哈贝马斯的相应对策,探讨他对自由主义自身理论修正的思想脉络;最后在哈贝马斯前后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探寻他对自己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补充和超越。     

评哈贝马斯对全球化政治的思考

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 ,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倾向。然而 ,哈贝马斯最近十几年的政治哲学不再是要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而是要论证它的正当性。简单说来 ,就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共和主义 (法治国家 )和人权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上 ,因而具有超历史、超民族、超地域的普遍性 ,这种先验的普遍性是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哈贝马斯的全部理论 ,正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原则上。要证明他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 ,必须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这就使得民族国家消亡的思想成为他近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一个重点…     

哈贝马斯关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再阐释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是一道双峰对峙的亮丽风景.罗尔斯通过复活古典契约论的传统,重新焕发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生命力.然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即人民主权论中所具体的专制主义倾向,则使得他的思想长期以来遭到人们的否认.人们认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而哈贝马斯依据现代政治的发展,以话语商谈理论阐释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思想,使其重新成为现代民主正义的重要资源.这是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拯救1968的哈贝马斯批判观

哈贝马斯在《追补的革命》一文中混淆了关于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倒台的规范性和描述性的断言。哈贝马斯将这个事件称作“追补的革命”是简单地把它作为现代性的扩张来把握。在比较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和后期著作论技术亚系统的社会控制问题之后,我指出哈贝马斯已经忘记了他在1968年所学到的重要教训：政治控制和技术-经济控制的两个孪生极端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公共领域缺乏民主潜能。这些革命（1989）表明,东欧国家的革命正在克服像1968年的学生及其革命曾克服的同样问题。     

箕子的忠告

箕子应周武王之问,给出关于良治政治的一系列忠告,其中他针对公共决策设想了一种知识加权民主模式,由众人民主商议给出可选择的人谋,再由占卜给出天算,根据天算和人谋的一致性进行最后选择。如果把占卜替换为现代科学知识,则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可能是最接近理性的民主规则。     

J·哈贝马斯研究

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1929——)是法兰克福学派第2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贝马斯评价西方学者一般高度评价哈贝马斯及其理论体系。《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编者R·A·戈尔曼认为,哈贝马斯在有关方法论、哲学、政治学等重大问题的许多争论中,均是个核心人物,他制订了一种把语言哲学与社会理论综合在一起的交往能力理论,发展了行为和社会进化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奠定了规范的哲学基础。”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兰认为,哈贝马斯象他的前辈一样,不仅讨论方法论问题和作为     

交往理性的不和谐音——维尔默与批判理路

维尔默的哲学事业始终处于与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持续对话之中。作为哈贝马斯的助手,维尔默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他并未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这个方向上推进并彻底化,而是试图借助于阿多诺的音乐哲学的经验,对交往理性加以限制,并将这一限制从认知理论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审美主体和政治决断是交往合理性不可穷尽的领域。不过,无论是审美主体还是政治决断,维尔默都试图通过交往理论的彻底化而将其容纳在理性的范围内。因此,维尔默的工作最终乃是对交往理性的捍卫。     

J.哈贝马斯理论中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

引言 60岁的J.哈贝马斯已经由于捍卫批判的社会科学而声名大作,该理论把诸对象看作潜在主体,而不是将其客体化。根据他的科学的理论,一种批判的社会科学应该得到解放旨趣而不仅仅是技术或解释学旨趣(哈贝马斯,1969)的指导。在他的新近著作中,由于某些合理理由,哈贝马斯(1981)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