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丈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孔子之仁学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慧。"一以贯之"由孔子的人格境界展示了仁之通性的精神内涵。忠恕之道则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方法和必然性的诠释原则,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曾子由忠恕来把握仁道,符合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对孔门仁学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面向"生活的本身"是梁漱溟提出的理解儒学的独特视域。在此视域下,梁漱溟不仅揭示了儒学作为切合生活之"理"、人伦之"情"而建构的"生活的学问"的精神特质,还为我们指明了"生活上去理会实践"的"学儒"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梁氏这种面向"生活的本身"而论儒学与"学儒"的"生活"儒学观,对我们当代人了解(知)儒学、实践(行)儒学极具借鉴意义。接着梁漱溟来讲,面向"生活的本身",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需要社会大众以涵养德性、修身立德为要来读经学儒。     

欧阳渐的四书学

本文试图从孔佛二家视界融合的角度上理解欧阳渐的融通之论。欧阳渐晚年编定《孔学杂著》,摄之以佛,颇带有回真向俗的意味。他认为宇宙万物与群众思虑莫不依于一心,此心以寂为体,以智为用,孔学和佛教都是依体所起之用,或说都是显寂之智,二家的分判唯在于究竟不究竟、圆满不圆满而已。他对《中庸》极为重视,以之为孔学"真精神"之所在,所著《中庸读叙》一文大力揭橥中庸之真义,批驳宋儒之误解,痛斥乡愿之乱德。他将《大学》视为对中庸的实践,在他看来,所谓大学之道,就在如何实践"诚"而已。他读《论语》,志在揭橥孔子与般若实有相契合之处,表彰"孔子之真精神严义利之界",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他读《孟子》,亦针砭时弊,希图以孟子的"浩然之气"及"大丈夫"精神起而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CSSCI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儒者”卫礼贤的文化使命:重估儒学

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期间,卫礼贤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积极评价:他大量译介中国经典,在德国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的灵活阐释,拓展了儒学的接受群体;他的"中国"立场,让西方封闭的话语场内多了"他者"的声音。卫礼贤复活作为道德宗师的孔子形象,彰显儒家对道德责任的坚守,令人信服地从西方视角确证了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他的"跨界"阐释让他得以克服专业局限,为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贡献。     

成玄英对儒学的价值评判

成玄英对儒学的价值评判,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对儒学的本体之道予以否定,对儒学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和人性论也都予以否定,并由此而对儒学的政治哲学能否治世以达太平表示强烈怀疑.他对儒学官本位的人生哲学和仁义礼法的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虚伪性,予以了充分揭露,对儒学人性论给予人的真实本性的残害,也作了无情控诉,而在处世的态度上却主张对儒学那一套采取圆融的妥协,即外表和同而内心独立,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真我"不受侵犯的一种方便法门.     

论孔子的“人格之教”

孔子之教,实乃人格之教,以教人求"仁"为最大教义。孔子"仁"的思想源于他"对人性的自觉",即:人性即"仁",它本身就充分自足、尽涵万物,赋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故终可与天道合一以"成仁"。孔子之教立足于这种自觉,以教人"下学而上达"为主要内容,欲人于"博文约礼"之中自达"知天命"之境,自悟得"性与天道"的高深道理。孔子以典范人格的身教为教育之最有效的教育手段,而其本人正是最佳典范,他以身作则地为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