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问题20年

本文认为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义利问题又成热点 ,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义利元问题、中国传统义利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问题、中外义利问题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义利问题等方面 ,体现出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的明显特点。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义利之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义利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两者谁先谁后,是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回避的首要价值问题。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论价值。如果拂去蒙在其上的时代烟尘及偏见误解,那么时至今日,它仍具有值得借鉴的理论光彩与实践意义。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辨正

《孟子》论性,唯"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章最为难解。考该章"性、故、则、利、凿、致"六字尤其是三见之"故"字及孟子的论证理路或修辞,可知该章是言性崇本之意并扬性善、顺性说。"故"字初义从"攵、古"二符出,有人为、过去两基本义,后义又衍生出原本、本初义。"则故"之则、故二字各与"惟尧则之"、"夷子二本故也"之则、故用法同,"本、故"字义同而联构的"本故"一词又义同《荀子》"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之"性故"。刘宝楠以"性"解"故",杨倞以"本性"释"性故",又以"本"释"故",此用法亦见《中论》"丧其故性"及《庄子》"始乎故,长乎性"等。孟子持性善论,其"天下之言性也"章强调就本性而言性:言本性则当利本性,就人言之则当顺人之善性而为,"则故—求其故"并称即皆求其原、效其本;"则故—求其故"而循本顺性则若治水之"行其所无事",反之则是穿凿。     

儒道互补:义利论比较

文章认为,道家的义利观与儒家的义利论,在理论形态上是相反乃至截然对立的,但在精神实质上又是互补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儒道义利论的对立互补表现在功利与超功利、整体精神与个体精神两个方面。     

中国传统医德义利观探新

谈及传统医学道德中的义利观,学界常以重义轻利为内容进行认识和把握,仅以此来理解义利观有失简单。实际上,传统义利观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些内容。首先是不能贪利忘义,其次是义利并进,最后是舍利取义。这三项内容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展现了重义轻利的价值立场。义利观是传统医学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理解义利观,影响着对传统医学道德整个思想的认识,也是探讨传统医学道德现代价值的一项基础工作。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浅释孟子的修身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早期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并以性善论和天人合一说为理论基础,以修身之道为主干,以乐道精神为灵魂,创建了完整的关于修身的理论体系。     

义利·德性·成人——从“义利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观及理想人格的确立

孔子的"义"内含"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     

论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因素人格结构

本文在肯定孟子所谓“仁义礼智”是四因素人格结构的基础上,考察了这一人格结构的先天基础,分析了四因素各自的五个特征,最后还讨论了肯定四因素是人格结构的依据等几个问题。     

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孟子与孟子山

文章重点阐述了孟子与孟子山的关系,认为孟子作为稷下先生曾经两次游齐,最后离开齐国时,曾经“三宿于昼”,这个“昼”的具体地点似无可考,但这个地方距离临淄不会很远,应当十分靠近长峪道。从临淄通向博山的长峪道,最晚在战国时期应当很是畅通。孟子最后离开齐国,就是沿着长峪道在昼邑住宿后离开齐国的。孟子在离开齐国时,经过了孟子山。     

荀子两心论辨正

在荀子那里,很容易分别出“好利心”“辨知心”“知道心”这“三心”。人们一般把好利心“下讲”,当作需要对治的动物性而归并入辨知心,由此引发荀子之心究竟是辨知心还是道德的心的争论。但如果着眼于“称情而立文”的过程,把辨知心隐没入好利心,突出好利心与知道心这“两心”,强调从好利心这一基础“上讲”出知道心,仍然是可能的。首先,“身尽其故则美”,荀子的心是两头通的,既是“天官”也是“天君”,天官、天君都是人的情实,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论基础。其次,“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壹”,由天官“自下而上”地贞定天君,从人心生长出道心,荀子谓之曰“危微之几”,它逼显出“心的生成史”:知道心不过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因好利心而兼权孰计,渐渐积伪浸润并最终凝聚内化了的一种“文化存在”(君子圣王)而已。最后,“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在“时间”的开启(“学为圣人”)和闭合(“眸而见之”)中,荀子让个体性的化性起伪(个人人格的完善)与政治性的圣王教化(整个社会的太平有序)共同到时了。荀子论证并推进了孔子“先富后教”“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值得充分肯定。     

简论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较为全面的,他把孔子精短的义利思想作了扩展和加深,使儒学义利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条理化。孔子和孟子二人在义利思想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孔子尚义轻利与孟子尚义反利的重大差异,也不存在着孔孟只讲动机不重效果的问题。孔孟的义利观是以仁义为先、义利通变、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义利观。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孟子的德性论

Most of the moral entries in ethics of Mencius do not only refer to virtue (德性) that of inherent quality,but also refer to virtuous conduct (德行).In fact,the concept of moral entries (德目) in classic Confucianism often refers to virtuous conduct,virtue,principal,etc.Thus the concept of virtuous topics in classic Confucianism cannot be interpreted only as virtue and that is where careful analysis is needed.The concepts of Ren and Yi (仁义) and etc.in Mencius’philosophy still have the meaning of virtuous conduct,...     

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以唐代维州事的评判为例

“义利”是儒家的道德原则,也是重要的实践原理。儒家学者不仅在理论层次上辨析“义利”的具体含义,更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应用此一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情态下,由于实践主体不同的历史处境、历史意识,导致他们对“义利”的分判有所差异。唐代维州事与牛李党争这一朋党事件有关,其义利表述夹杂了“朋党”因素,司马光在评价此事时由于其当代史处境,认同了牛僧孺的表述,而胡寅、朱熹等则从“理势”的分析出发,不认同司马光的观点,认为不能从言辞表面来分别义利,王夫之更是指出不能以一时的历史处境来规定普遍的道德原则,但由于明末清初的特殊背景,他又坚持认为不能对夷狄讲信。对维州事的评判展现出儒家原理落实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展示出原理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将儒家原理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就可能导致原理的教条化,失去思想的活力。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