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孔颜之乐”:“苦中作乐”还是“乐中之乐”?

当代学者基于幸福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指出孔颜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带给他们的不是乐而是苦,孔颜二人只有或超越或辩证地转化这些外在条件才能获得"道德之乐"。从这一幸福观出发,"孔颜之乐"就是从"物质之苦"中获得的"道德之乐",是"苦中作乐"。而从《论语》文本出发,孔颜二人拥有知足常乐、视贫贱如富贵的幸福观,他们能够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幸福。在这一幸福观下,"孔颜之乐"不仅是"道德之乐",亦是"物质之乐",即是"乐中之乐"。     

论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

德福一致几乎是所有伦理理论都追求的德福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德福如何一致,即德福一致的结构是怎样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人的道德性与自然性的关系、善恶原则共居的特性,将人的意志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的道德性意向和力量概括为德性,将幸福限定在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的状态上,从而构建了德性与幸福一致的结构,即德性与配享的幸福相一致的结构.     

孔子中庸思想与“孔颜之乐”的内在理路

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含有"中正"、"时中"、"用中"等内涵。孔子不仅以中庸思想作为"为人"与"为政"的原则,同时也以中庸来提升精神境界。"孔颜之乐"从实现原理来看是一种"自得之乐",其发生于德性的不断实现过程中。因为中庸是德性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所以发挥中庸精神是获得"孔颜之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中庸思想为世人培养人生"乐趣"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道德悖论视阈中的德福悖论

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德行是否与幸福保持一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运用道德悖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提升道德主体的整体德性,对于克服功利主义和单纯义务论对德福关系的简单理解.正确理解德福悖论具有借鉴意义.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德性"的内涵关乎某种目的论,而"道德"要在"服从命令"中理解,作为悖反的结果,道德论世界观下才有对于"个性"的强调。古典政治伦理观建立在德性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有三个基本命题:以德而治、因德成制、为德而治。现代政治伦理观对"德性"进行祛魅化,将自身建立在道德论的基础上,并将政府视为功能性的,是一种功能政治学。古典政治伦理观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成就德性,而在德性祛魅之后处于道德论世界观之下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或者否认政府的道德角色,或者认为政府的道德责任在于宽容和培养人的个性。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道德形象与个人命运

"道德形象与个人命运"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曾以"德福一致"的问题出现,大多数伦理学家主张"德福紧密联系"甚至"德福一致"。在现代社会,道德形象确实关乎个人命运。因为道德形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道德形象是把握人生机遇的重要因素;道德形象是创造人生幸福的关键要素;道德形象是追求人生幸福题中应有之意。     

天人感通，一以贯之——现象学视域下的“孔颜之乐”

在《论语》中,“孔颜之乐”有“颜子之乐”、“孔子之乐”、“曾点之乐”三种表述。其中,“曾点之乐”因为文字关联之细致、意蕴之丰富,成为我们理解“孔颜所乐何事”的最佳凭借。参考海德格尔旨在通达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在将儒家文本相互勾连印证之下,我们可以将“孔颜之乐”显示为基于“天人感通”机制的“一以贯之”之乐。     

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

“孔颜之乐”问题自从周敦颐明确提出后,几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有关“乐”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孔颜之乐”论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线索:由注重外在规律、规范到注重个体内心自适;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从精英意识到平民心态;由理想追求到现实现成;从“无我”到“有我”等线索。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和从“无我”到“有我…     

生活何以更加幸福:儒家传统幸福观及其现代启示

"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儒家传统哲学的重要主题.在当代视阈中,儒家幸福观不仅展现了对"孔颜之乐"的价值选择、对君子圣人的人格向往、对"与天地参"的境界追求,而且也蕴含着融合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实现与幸福享受、幸福生活与幸福境界等方面的致思.这种统一与融合的幸福致思为提升和改善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