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家庭的伦理失依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重力量以磅礴之势,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实体与伦理逻辑,家庭作为"整个的个体"遭遇了最为严峻的伦理挑战,家庭实体性地位的消解将对中国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中国家庭正在遭遇两股解构力量:外部传统的伦理支持系统趋于崩解,家庭遭遇种种裂变风险;家庭成员在公民认同中潜在的精神蜕变风险:"贫民—贱民—暴民",则从内部瓦解家庭的精神同一性。恪守权力与公共财富作为伦理普遍物的精神本性,构建新的伦理实体是现代中国家庭发展的伦理精神战略。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     

性善论的精神哲学意义

社会的急剧转型、伦理方式的根本转向解构了中国伦理认同的精神基础:"性善论"。"性善论"作为真理亟需获得新阐释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以精神的方式把握"性善论",使之成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精神资源。为此,本文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理论资源,呈现性善论中"四心"与伦理客观化自身的环节之对应、同一与同构关系,表明"性善论"内蕴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伦理向道德自然转承的精神逻辑。性善论预设了个体获得自由的伦理能力,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建构伦理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的精神前提。     

当前中国社会同居现象的伦理精神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同居现象似有取代婚姻之势。然而同居与婚姻具有本质差异,婚姻是从实体性出发的精神,双方执着追求成为"一个人"而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在深厚持久的亲密关系中获得实体性自由。同居则以个体的个别性或特殊性为出发点,是缺乏普遍物统摄与维系的无精神行为。同居行为或以爱的情感为基础,或以原子式的集合并列进行试婚,甚至以赤裸裸的性自由为目的。由于缺乏婚姻中以普遍物为精神纽带,为成为"一个人"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伦理努力,任何形式的同居都无法提供实体性的自由。扬弃个体的自然直接性和主观任性,拯救婚姻能力,抑制同居是教育的伦理使命,也是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重要课题。     

家庭伦理、家庭分工与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进程

在当前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实践中,家庭伦理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有机的"亲和"关系。家庭伦理是传统儒家伦理在农民家庭中的基本表现,它提供了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并赋予农民的经济行动以意义,从而形塑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在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结构。这使得农民家庭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同时,这也奠定了农民家庭现代化的基础。在家庭继替的过程中,随着家庭财富在代际之间的有序传递,子代家庭得以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财富积累。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现状调查 ——基于七省七村的调查数据

现代乡村家庭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家庭和谐和个体幸福,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调查显示:乡村家庭伦理状况总体良好;乡村婚恋伦理多元并存;乡村亲子伦理失衡;乡村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乏力;乡村性伦理开放宽容和乡村生育伦理新旧交织。影响当代乡村家庭伦理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家庭财富重心和话语权转移;社会道德调控力量弱化;部分村民自身道德素质低下等。加强乡村婚姻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推行"德治"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教育培训以提升村民道德自律能力是改善乡村家庭伦理的基本建议。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论亲属法的伦理精神

亲属法的伦理精神以婚姻家庭伦理在人性假设上的逻辑推演为基石,型塑于自由、平等、人道之原理,贯注于婚姻家庭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之理性精神,体现为亲属法上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的伦理观念,以实现个体幸福和家庭和谐的最终价值理念.     

从自然意志到伦理秩序——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价值

墨子的政治伦理是先秦思想界的一种独特存在。他从自然哲学入手,最后又回到自然哲学。这是先秦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天志"和"明鬼"为自然哲学基础;以泛道德主义"兼爱"和"非攻"为社会道德规范;以"尚贤"和"尚同"为政治伦理制度保障原则。墨子的政治伦理一直强调无差别、无等级的功利主义,没有实现个体道德价值的突破,也没有实现政治伦理的超越,最终走向了式微和衰落。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嬗变的伦理审视

财富观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和演进,实现了现代人类财富的价值观倒转和道德内涵的提升,从伦理角度追寻"物本"到"人本"嬗变的轨迹,探索嬗变的伦理起源,解读嬗变的伦理内容,提出"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背后的自由意志问题

长期以来,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法则受到了激烈的争辩。但是争辩双方却没有注意到它是否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如果不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并由之而争取自然权利,伦理法则就会趋向于与权力、习俗相结合,形成压制个体德性提升的力量,走向道德目的的反面。考察中国伦理法则的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法则没有依照自由意志发展,也没有产生维护自然权利的强烈需求,道德的呼吁往往流于异化。这种模式的根本改变需要我们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构建与实践伦理法则。     

克尔凯郭尔对“捆绑以撒”的伦理与宗教解读

以"捆绑以撒"为主题,克尔凯郭尔为伦理与宗教二者关系的疑难提出了解决之道。首先,克尔凯郭尔突显了"捆绑以撒"叙事的生存论维度,个体需要直面作为"杀人犯"的亚伯拉罕和作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之间的冲突。其次,针对伦理的理性,克尔凯郭尔认为,宗教不能化约为伦理,个体性高于普遍性。再次,针对宗教的权威,克尔凯郭尔认为,宗教不能缺失伦理的他者之维,个体在信仰的悖论中实现了上帝之爱和他者之爱的和解。最后,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克尔凯郭尔的独特进路进行了评价。     

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

以何种理念对待伦理道德?"建设",还是"发展"?"建设"是被动态,是对"建设者"能动性的凸显;"发展"是主动态,是对伦理道德自身规律的尊重,必须以"发展"看待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发展能否测评?如何测评?基于伦理道德发展的哲学规律、中国传统、中国问题、时代精神要求四个维度,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测评可以展开为七大结构或七个"力":公民的道德自主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集团的伦理建构力、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政府的伦理公信力、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文化的伦理兼容力。它们分别对应七大指标:公民的道德自觉自持指数,表征个体的道德自主度;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指数,表征家庭的伦理强度;集团的伦理可靠性指数,表征集团的伦理浓度;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指数,表征社会的伦理温度;政府的伦理公信力指数,表征政府的伦理信度;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指数,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安全度;文化的伦理魅力指数,表征文化的伦理兼容度。七个"力"、七大指数和七个"度"构成"个体—家庭—集团—社会—国家—生态—世界"一体贯通的伦理道德的发展体系和测评体系,标志着伦理道德发展水平的总体性话语就是:"道德美好度"和"伦理魅力度"。     

试探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内容的分析,从民俗学视角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民众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经典的借用和转化、对相邻民族谚语的采借以及自身的创造三种方式实现的;从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回族民众以父子关系为家庭本位,注重家庭成员平等关系,以健康、和谐为导向的家庭伦理观。     

论家庭伦理的现代形态及其逻辑结构

家庭在从传统到现代以及现代社会的秩序重建中扮演了重要的伦理角色。这种形态上的转变以及逻辑上的发展演化,可以归纳为两个"双螺旋"的独特结构。其一,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家庭伦理既有作为自然伦理形态面临解体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作为现代社会客观伦理开端的另一方面,家庭伦理在二者的相互交织之中获得现代发展。其二,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家庭作为重建的中枢,一方面,面对民主多元化的现实不断调整家庭伦理关系趋向公平民主;另一方面,在新型家庭关系中培育的新公民在走向社会时也实现了对社会伦理的再造。因而,家庭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起始点与重建的枢机。     

以“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价值框架下,展开了以"伦"为核心的伦理精神的价值建构,这种建构通过由"天理"到"伦"再到"份"的层层展开与推进,实现了由社会统一价值到社会规范体系再到个体责任的具体转化过程,个体道德责任以社会价值为基础和根据,通过个体对道德责任的恪守,使得社会的统一价值要求逐步实现和落实,这样就形成社会价值向个体责任转换并最后复归于社会价值的具体-抽象一具体的辩证链环.社会统一的价值要求就是这样通过个体道德责任一步一步地向社会生活落实,形成一个由社会的人伦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到社会生活的辩证结构.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家庭伦理的人类学研究——解读恩格斯的家庭伦理学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解读恩格斯的家庭研究;从伦理与道德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角度,解析恩格斯的家庭伦理思想。文章按照唯物史观和文化人类学分析方法,阐述了原始社会文明开端的伦理和道德、家庭伦理关系的演变、家庭伦理关系的调节、家庭伦理的制度化过程、个体婚制和个人性爱的道德意义,以及婚姻的离异和人类婚姻的前景等方面的思想。文章力求阐发恩格斯关于家庭伦理的独到见解,探索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家庭伦理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性。     

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