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生活的两个维度

在关于亚里士多德最高幸福的界定及其构成要素的争论中,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最高幸福是由纯粹思辨或沉思活动构成的理智论,二是认为最高幸福应当由思辨活动和伦理德性活动共同构成的包容论。本文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文本对相关核心概念重新分析考察,通过发掘伦理德性活动中的沉思属性和思辨生活中蕴含的道德前提,来论证一种新的包容论视角。并表明这个论证模型的建立,对于我们实际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证成有更完备的解释说明能力。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德性悖论及其消解之道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美诺"知识悖论"的"德性悖论":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道德教育,他一定已经有了德性;如果他没有德性,就根本不会去接受道德教育。如此,则道德教育和学习似乎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德性悖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某种挑战:不"欲仁"者如何可能转变为"欲仁","小人"如何可能"立乎其大"?但是"德性悖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道德教养可以在没有明确的道德意向的时候就发生,它可能是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先天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者习焉不察地受到社会影响。伴随着道德经验和反思能力的发展,人才会对道德和自我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发生自我作为道德主体以及道德意向的顿悟。孟荀殊途而同归,可以消解"德性悖论"的挑战。     

超越“手段王国”的幸福伦理

幸福是人类以道德的方式追求的终极目的,但不同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却有较大差异。在"现代性"道德对传统伦理"价值的颠覆"社会转型后,人按照自然权利追求幸福的物质生活,保障幸福的前提条件。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刺激和推动下,人们的物质欲求由手段遮蔽目的,使人的幸福追求系于"手段王国"中,沦为不断递进的欲望或幻觉。现代人需要激发自身的道德超越性,在现代文明进步成果的道路上,沿着作为"目的"的幸福伦理指向,通过关注和敬畏生命,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走向幸福的好生活。     

道德悖论视阈中的德福悖论

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德行是否与幸福保持一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运用道德悖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提升道德主体的整体德性,对于克服功利主义和单纯义务论对德福关系的简单理解.正确理解德福悖论具有借鉴意义.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自足”

本文基于对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自足"的分析,讨论了在两种视域(自我与他者对立/自我与他者统一)下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简言之,在两者对立的视域下,自我仅限于孤立个体,他者成为我们不得不提防、又不得不依靠的外在事物,因而自足无法实现;但在两者统一的视域下,他者则是实现自足的必要手段与路径。继而,本文试图指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是现代性的局限性之一,重新思考"自足"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到外在善(尤其是财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且有利于我们在与他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积极地寻求卓越德性与幸福生活。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性伦理及其现当代价值

现当代是否只适合发展规范伦理,而德性伦理注定趋向衰落?本文在分析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中国古代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德性伦理以及如何应对德性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德性伦理在现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论佛教道德的层次性特征

佛教道德是近年来颇受佛教学界和伦理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佛教道德具有广泛适应性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层次性。佛教道德涵盖了功利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等多个层面 ,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境遇下人们的需求。第一 ,佛教道德的功利论建立在善恶报应论基础上 ,为民间大众所乐意遵循。第二 ,佛教道德的义务论以佛教道德规范和戒律为核心 ,分为肯定性规则与否定性规则两种。第三 ,佛教道德的德性论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 ,以改善人的道德本性、提高人生境界为目的 ,是解脱成佛的根本出路。科学把握佛教道德的层次性特征 ,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佛教道德的独特品格 ,而且对当代的道德建设亦有启发。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

仁爱与克己,可以视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基于仁爱的道德行为主要以关怀、行善为取向,相对于此,克己首先表现为自我限定,在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的背景下,它意味着舍己或自我牺牲。作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仁爱与克己分别体现了道德行为所具有的人道性与崇高性。从哲学史上看,德性伦理、关怀伦理、后果论以及道义论往往主要关注道德行为的某一形态,并突出或强调与之相关的道德规定。这种相异的视域,既体现了对道德行为的不同理解,又渗入了对情意、理性的不同看法。德性论和关怀伦理强调"恻隐之心"等情感,但常常忽视了以"是非之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之知;后果论既试图融合理性思虑与情感体验,又以归本于情感为其特点;道义论则在对理性与意志作双重肯定的同时,又表现出将意志理性化的趋向。事实上,理性与情意在不同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方式固然各异,但二者无法截然相分。就其现实形态而言,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新现象学的情感伦理

施密茨以新现象学的情感理论为基础对情感伦理进行了讨论。他把具有空间性、客观性的气氛特征的情感作为一个权威来理解,为伦理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阈。情感作为整体性的气氛提出了一种绝对的要求,成为道德准则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了道德准则的约束力。这种情感在"人的回归"中产生,在"人的解放中"成长,人在情感中审视自我,进而完善自我。作为超越道德的伦理——德性是一种身体性的践行,是在情绪震颤中阐明的。施密茨的情感伦理赋予了自然德性,又用具有社会性的客观性的具有气氛特征的情感作为最后的权威作用,既返璞归真,又没有脱离社会实际存在,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