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感”的伦理思考——从舍勒到施密茨

舍勒的羞感现象学是将羞感作为人的特性,从属于意识内在建构的先天形式,羞感的本质源于两种意识等级的对立,是通达"人本身"的开路者。羞感作为"爱的良知"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在新现象学家施密茨看来,"羞感"是一种身体性情感,作为道德权威的自我审判。无论是舍勒还是施密茨的羞感现象学都建立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但舍勒是从意向性角度分析羞感,施密茨是从情感空间角度分析羞感,而且施密茨的"羞感"超出了舍勒"羞耻的先天形式"的理解,而作为社会性与个体的身体性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施密茨将"羞感"置于道德规范情境中来理解。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德性论视域中的榜样教育——以雷锋精神为范本

德性理论中的"榜样",作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体现了学习者的理想人格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征服"人心。人格的影响力是全面的、综合的、难以分离抽析的。榜样,带给人情感的激发,发乎情,给人以情感的吸引力、感染力,因而榜样体现了道德之美,是审美的体验,触动心灵深处。榜样,体现了道德"楷模"、"范式"、"模范"、"标准",是应有的"知""情""意""行"。这是与规范伦理风格迥异的视角,构成了德性伦理学的主旨。雷锋精神在多方面都是德性伦理的卓越体现。     

论道德动机的自我性

作为道德行动的一类理由,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具有其特殊的意蕴与复杂性。虽然道德动机的自我性有着不同意义、不同程度的指向,但若作为一个道德准则仍面临着来自普遍立法和道德价值上的质疑。道德上的自我沉溺与利己主义从各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所具有的复杂意蕴及其所面临的伦理处境。作为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有必要展开自我性的审视,在理性选择与人性本能的对话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和言说,在道德价值和伦理生活的检视中直面自身的合理性与限度性。     

医疗实践中如何处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

正1基本涵义规范伦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规范伦理是与元伦理学相对应的探讨道德领域的实质性内容的伦理体系,包含德性伦理。本文只讨论狭义上的规范伦理,即把研究的对象指向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探讨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之间的界限与标准,研究道德的基础、本质及规律,试图形成道德的基本原则、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规范伦理重在"规范"、"准则"。德性伦理是把关于人的品格的判断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的理论。德性伦理聚焦于道德主体,即行为的推动     

德性悖论及其消解之道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美诺"知识悖论"的"德性悖论":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道德教育,他一定已经有了德性;如果他没有德性,就根本不会去接受道德教育。如此,则道德教育和学习似乎要么不必要,要么不可能。"德性悖论"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某种挑战:不"欲仁"者如何可能转变为"欲仁","小人"如何可能"立乎其大"?但是"德性悖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道德教养可以在没有明确的道德意向的时候就发生,它可能是出于理性自我利益的考虑,也可能是先天本性的自然流露,或者习焉不察地受到社会影响。伴随着道德经验和反思能力的发展,人才会对道德和自我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发生自我作为道德主体以及道德意向的顿悟。孟荀殊途而同归,可以消解"德性悖论"的挑战。     

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

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孝"伦理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更为突显的是其逻辑运行路径,它将儒家"孝"伦理从关系建构到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个体德性直至最后的个人得失贯穿一体。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实际上也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其次是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也即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最后是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

仁爱与克己,可以视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基于仁爱的道德行为主要以关怀、行善为取向,相对于此,克己首先表现为自我限定,在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的背景下,它意味着舍己或自我牺牲。作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仁爱与克己分别体现了道德行为所具有的人道性与崇高性。从哲学史上看,德性伦理、关怀伦理、后果论以及道义论往往主要关注道德行为的某一形态,并突出或强调与之相关的道德规定。这种相异的视域,既体现了对道德行为的不同理解,又渗入了对情意、理性的不同看法。德性论和关怀伦理强调"恻隐之心"等情感,但常常忽视了以"是非之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之知;后果论既试图融合理性思虑与情感体验,又以归本于情感为其特点;道义论则在对理性与意志作双重肯定的同时,又表现出将意志理性化的趋向。事实上,理性与情意在不同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方式固然各异,但二者无法截然相分。就其现实形态而言,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解读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中心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介绍了悲剧的六个组成部分,其中他最为看重情节,并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灵魂",他的"情节中心论"影响深远。结合其《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可以知道他看重情节,强调行动,是因为他将人的行动与德性相联系,让观众通过观看悲剧,知道什么样的行为能获得幸福,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残酷的后果,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又通过悲剧主人公的行为让观众产生怜悯与恐惧,从而进行情感的调节,让它达到适度,最后让观众反思、认知自我,培养其理智和道德德性。     

羞耻的本质及其伦理价值

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中,羞耻概念具有重要地位,基于两者羞耻德性的互诠,可知两位哲人分别认识到了羞耻本质的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羞耻的内在性与先天性,后者强调羞耻的外在性与社会性。这是构成羞耻本质的两个要件,而且这两个要件在羞耻德性的伦理价值上得到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羞耻感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减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重建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因为羞耻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羞耻的伦理价值与羞耻的本质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羞耻具有消极的道德谴责作用,这是产生羞耻现象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羞耻又具有积极的伦理建构作用,这导源于羞耻内在于人性的基本事实。从道德哲学的理论视域上看,羞耻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在于它能够承担得起道德奠基任务,能够培育一种健全的道德人格,所以说羞耻对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扎戈泽波斯基的典范主义德性理论

扎戈泽波斯基是活跃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界的重要人物。她以道德典范为基础构建典范主义德性理论,对道德理论的相关核心概念作出系统阐释,并提出了两种通向道德典范的实践路径:叙事与模仿。典范主义德性理论作为当代激进主义德性论的重要流派,鲜明地展现了德性论的经验趋向,并试图实现德性论与语言哲学、道德心理学之间的贯通。典范主义德性理论能够对道德教育、德性养成和个体的自我道德提升提供有效指导,或可成为不同文化情境下展开伦理对话的重要范例。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现实的人的复杂性,对典范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缺少分析等。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德性伦理论要

德性伦理强调以人类自身的内在品质作为人的一切生活的出发点,这不仅使德性伦理在人类伦理思想的起源处规避着人类伦理生活的方向,而且在现代人类遭遇道德困境的形势下,又指示着人类伦理生活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德性伦理最终的理论指向便是将成就德性与明其规范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对传统德性伦理资源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还是原始儒家的德性传统,都可以为现代伦理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智性资源。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