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问题

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伦理学问题。鲍曼反对站在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有待纠正的异常者"及对其采取同化或排斥的态度,赞成后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值得保护的差异者"及对其采取道德关切的态度。鲍曼认为,只有意识到"陌生人"之"优先于我"的道德地位,履行"为他者而在"的道德责任,人类才有在"陌生人社会"中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鲍曼对"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的思考为化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陌生人”与居住伦理的历史审视与当代建构——基于美好生活的视域

居住伦理是人类以日常之"居"为沃土,凝聚升华出的一种既浸润生活伦理要义又彰显其神韵,还不断引导人们追问"生活世界"意义和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伦理学类型。居住伦理的核心是由居住产生的人际伦理,人际伦理内含着居民与陌生人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正值"熟人社会"日渐缩小、"陌生人社会"纷至沓来且以"陌生人社会"为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构建与陌生人友善而居的居住伦理势在必行,这既要致力培育居民的法治精神和公共意识,还有继承与超越"熟人社会"的居住伦理,建构集同一与差异共融、理性与情感一体的居住命运共同体。     

现代性与“陌生人伦理”

我国社会结构的当代转型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作为支撑。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动因,借助"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转换。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首先应当明确血缘亲情的内在价值,继承亲近性道德之丰富内涵,发扬其稳定持久的文化纽带功能;其次要发挥"陌生人伦理"的调控作用,摒弃亲近性道德之主观随意的缺陷,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推进当代和谐伦理生活的自觉构建。     

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建设:兼论雷锋精神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运动的演进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革新,陌生人社会得以正式生成。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结构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道德基础作为支撑。当下中国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陌生人社会发展不足尤其是生人伦理建构不足的客观表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尤为需要加强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建设。以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是重塑陌生人社会信任的正能量,更是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的起点和选择,可以弥补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真空。加强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要大力宣传和弘扬雷锋精神,以匡正道德失范、修复社会断裂、弥合社会裂痕、平衡社会心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大数据时代的道德监督功能

基于物联网生成的后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资源,它使道德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了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后熟人社会具有和传统熟人社会相似的道德价值,通过明确道德对象、持续社会舆论、连接道德与生活重启"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恢复道德监督功能,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网络的自发性、技术宰制等问题引发后熟人社会道德监督功能实现中出现隐私侵犯、力量滥用的倾向,提高个体责任意识、实现德法共治是问题防范的有效途径。     

何以友善 何种友善——对新市民友善观的反思与追问

"新市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究的社会群体,它连接着乡村和城镇,是"四化同步"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因素。由乡村到城镇,他们逐步由熟人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是他们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社会认同的实现,既包括新市民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还必须包括城市社会对于新市民群体的吸收、包容和接纳。基于新市民群体的特殊性,应该引入空间正义的概念来探讨其友善理念,引导其构建正确的友善观,注重新市民群体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同时关注群体内部成员的友善理念,促使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友善观很好地融合,重构以友善为核心的价值生态,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撑,从而解决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的重大课题。     

孩子:这样接触陌生人才安全

研究儿童成长与行为的外国专家珍·福尔,为家长们提供了让孩子安全接触陌生人的几种方法。鼓励孩子与陌生人交往孩子总是要生活在社会中的,对他们而言,绝大多数人是陌生人。若你的孩子丢失、受到惊吓或是受伤,多数时候只有陌生人才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要鼓励孩子多与陌生人交往,这样,当孩子遇到麻烦时才会有信心向陌生人寻求帮助。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坏人的诱骗,因为他们没有经验,没有机会增强自己对陌生人的判断能力。因此,最好多和他们一起与陌生人打交道,当你与孩子一起和陌生人交谈时,孩子就会学到哪些人是可以与之…     

论“好人”观念

"如何与陌生人交往"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虽非核心问题,但并未被完全忽略,对它的回应主要体现为常识道德中的"好人"观念。"好人"指向的是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伦理状态,其精义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间"推己及人"的过程正是"好人"成为"好人"的关键。在私人交往、职业交往与公民交往尚未获得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好人"观念构成了对陌生人交往一种总体性的伦理指导。它与"好心""好事""好报"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相融洽的观念群,从而使自身得到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双重支撑,在总体上提供了对"陌生人问题"的一种可能回应。     

人际距离影响疼痛共情:朋友启动效应

"人类如何体验朋友或陌生人的痛苦?"为了研究人际距离对疼痛共情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记录了14名健康大学生完成启动范式下疼痛共情任务时的脑电数据,分析朋友/陌生人启动条件下的ERP成分。研究发现人际距离对共情的早期自动加工(N1)和晚期控制加工(P3)过程都有影响。朋友启动条件下的N1显著小于陌生人启动条件,说明N1具有情绪分享作用,与陌生人相比人们在分享朋友的情绪情感时,由于共情相关神经网络的激活扩散导致了N1成分的减弱。朋友启动条件下的P3显著大于陌生人启动条件。另外,溯源分析发现在600~700 ms时程内发现朋友启动条件下颞上回存在更强激活。这说明人际距离因素增强了对共情中知觉线索的有意识加工与社会认知评价过程。     

当代中国社会诚信道德的缺失与重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视角

诚信既是一个价值范畴,也是一个道德范畴,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系统中有着独特的道德价值。在我国现阶段,产生于"熟人社会"的诚信道德面临缺失的困境,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陌生人社会"交往原则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竞争原则。要实现诚信道德重构,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加强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诚信文化涵育,建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社会信用体系。     

现代“陌生人伦理”视野中的医患道德心理

现代"陌生人伦理"反映的是学者们审视社会的现代性视角,其研究的角度不一。实际上,现代人际关系由主体的"自我心理距离测量"来定,而这与个体道德认知心理的成熟度有关。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规则+情感期、情境+理性期、良心+综合期。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医务人员处在患者"自我心理距离测量"的盲区。又因为不可避免的利益关系,使得患者常常过分地局限于"我"的范围而无法做出客观理性的道德判断。医患交往中的"陌生人伦理"及其产生的种种不良心理正是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分裂的国家与美利坚人的乡愁——读阿莉·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伤》

2016年总统大选呈现的美国"政治画风"令许多人颇感讶异。大选本身毋宁是透视美国政治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自由民主政制日趋寡头化,党争白热化,贫富日见悬殊,社会挫败情绪日趋激烈……。社会学家霍奇切尔德《本土的陌生人》以极富画面感的文字为我们揭示了如下重要议题:"特朗普现象"折射出美国右翼人群内心深处怎样的对事实的感受即"深层叙事"?导致美利坚人政见日趋极端化的"移情障碍"有着怎样的发生机制?面对自由派"政治正确警察"咄咄紧逼之势,保守派右翼人群心灵深处有着怎样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在他们的"深层叙事"中,曾经引以为豪的以"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为载体的一整套中产阶级伦理正在被侵蚀且不断趋向式微,自己俨然沦落为"本土的陌生人"。霍奇切尔德的著作提示我们:"特朗普现象"并非特朗普本人制造的"现象",它毋宁是新世纪美利坚社会矛盾和精神焦虑的集中反映。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的反拨。作为旁观者,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美利坚人无限的悲情和无奈。     

中学生手机线上交流与手机成瘾的关系：社会资本和手机关系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对326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以探讨手机线上交流（陌生人、熟人）、社会资本、手机关系需要满足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中学生手机线上交流（陌生人、熟人）能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2）当对象为陌生人时,中学生手机线上交流能够通过手机关系需要满足间接预测手机成瘾;（3）中学生线上交流（陌生人、熟人）能通过社会资本经手机关系需要的多重中介作用来预测手机成瘾。（4）当对象为熟人时,线上交流通过社会资本、手机关系需要预测手机成瘾的作用更显著。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为预防与干预中学生手机成瘾提供参考价值。     

1%的可能也绝不放弃

1857年,年仅20岁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从德国哥廷根大学毕业,进入邓肯商行工作。一天,他从古巴采购海鲜归来,途经新奥尔良码头,突然有一位陌生人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先生,想买咖啡吗?我有现货,可以半价卖给您。""半价?什么咖啡?"摩根惊疑地盯着陌生人。"是的。"陌生人指着停在港口的一艘货船说道,"我是那艘货船的船长,受一位美国商人委托到巴西运回了一船咖啡,谁知刚到这儿,他却破产了。我现在急着回巴西,如果您能买下这批货,等于救了我,我情愿半价出售。但是,我要现金。"     

“拍花贼”用的是什么“迷魂药”

最近几年,经常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这样的新闻：有人正在街上行走,忽然遇到一个或是多个陌生人。交谈了几句话之后,此人就急急忙忙跑回家,把家中的存折和其他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一股脑的拿出来,统统的交给了陌生人,并把存折和密码也给了陌生人,或是亲自到银行提取出全部存款交给陌生人。待陌生人走了之后,此人才忽然明白过来是受了骗,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并言之凿凿的声称自己当时是在被陌生人拍了几下肩膀、或是吸了陌生人的一支烟、或是陌生人掏出了手绢一类的东西在自己面前“晃了晃”之后,“自己的脑子不知怎么回事就开始犯迷糊”,就开始接受陌生人的控制;并按照陌生人所说的去做,把自己的财、物等“糊里糊涂”的给了陌生人。报案时,当事人往往会一口咬定说,     

人情与公正的抉择:社会距离对第三方干预的影响

第三方干预(third-party intervention)是一种重要的利他行为,它包括惩罚和补偿两种措施。本研究结合情境性问卷与实验法,采用修改后的独裁者博弈范式(Dictator Game,DG),让被试作为第三方对朋友或者陌生人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干预,考察社会距离对第三方干预的影响。研究发现:(1)对于朋友提出的不公平方案,个体对其的惩罚轻于陌生人,而对第二方(无权者)的补偿没有显著差异。(2)个体对朋友的不公平提议的公平性判断高于陌生人,但提议引发的情绪体验没有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社会距离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不公平行为的公平感知,进而影响其第三方干预行为。     

特质模糊性对大学生人格判断准确性的影响

该研究从大学生样本中抽取19名目标被试、57名熟人被试和76名陌生人被试,采用词汇评定方法考察了特质模糊性对人格判断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我、熟人及陌生人对清晰特质判断的一致性比模糊特质的一致性更高,这种差异在自我—陌生人及熟人—陌生人一致性中尤为显著;（2）无论是模糊特质还是清晰特质,自我—熟人判断一致性显著高于自我—陌生人和熟人—陌生人一致性,后两者差异不明显;（3）随着特质模糊性的增加,被试判断间一致性差异总体上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清晰特质判断一致性的差异较小,模糊特质判断一致性的差异较大。     

从道德危机到存在危机——重建社会信任的思考

诚信问题是道德危机,也是存在危机,体现在人的生活空间、制度空间与交往空间三个层面。生活空间中,食品安全问题构成人的生存风险与消费焦虑,需重建存在的保护性茧壳;制度空间中,制度供给不足和执法不力导致约束机制失效,需提高政府公信力、专家信任度和完善法律法规以重建社会信任;交往空间中,杀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信任缺失的信号,造成个体存在的孤独感。因此,重建社会信任需守护对熟人的情感信任,建立对陌生人的基本信任,以及培植对人信任的乐观态度。     

与陌生人交谈能提高自信

面对陌生人,一般人的反应都是好奇和提防,尤其是提防。很多孩子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告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不认识人的东西。的确,个别心怀鬼胎的人会利用小孩子识别能力不强来干坏事,甚至很多成年人也常遭受其害。但是,理性地来看,和陌生人交谈并非一无是处。和陌生人交谈可以体现和加强一个人的自信。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类很多特性的分布都有一个规律:特别好和特别差的人各只占2%左右,中间水平的占9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和陌生人交谈,碰到正常人的几率远大于碰到一个坏蛋。和正常的陌生人进行一次交谈,可能让我们…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