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科学地”解读康德伦理学——神经伦理学的视角

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建构的伦理学存在着缺乏道德动机、德福矛盾等问题,其理论也因此而缺乏现实性。立足于神经伦理学这一视角,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可以对康德伦理学进行"科学地"解读。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反思理性还是辩护理性——论福斯特与科斯嘉德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

作为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科斯嘉德和福斯特的理论进路存在差异,其核心区别在于二者对实践理性和建构主义程序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不同解释。面对理论对手提出的游叙弗伦问题的挑战,科斯嘉德的反思—实践同一性模型在处理康德式建构主义所面临的游叙弗伦问题所引申出的三个子问题(客观性问题、道德殖民化问题和实践理性的规范性问题)方面存在困难,而福斯特采用话语伦理学的方法来重构实践理性概念却显示出相对优势。福斯特所主张的话语伦理学方法将人视为有血有肉的辩护性存在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论证康德式建构主义。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规范性的来源和第一人称视角——对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科尔斯戈德以规范性问题的方式重提了伦理学的道德基础问题,引发我们对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的反思和追问。她从第一人称反思的心灵出发,通过建构主义和价值论的论证重构了实践同一性观念,在人性基础上重建了第一人称视角的规范性理论。科尔斯戈德回应了反对者“空洞形式主义”的批评,为绝对命令补充了第一人称,但她的第一人称规范性证明却存在困难,是一种放大的“自由选择模式”,她所重构的实践同一性观念无法真正摆脱人性的经验事实。她试图通过价值论的方式将人性抬高到价值赋予者的地位,但最终无法为规范性寻找到普遍、坚实、客观的道德基础。尽管科尔斯戈德第一人称的规范性理论存在问题和困难,但却触及了“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伦理学阿基米德支点,关乎“人类何以存在”的深层哲学和存在论问题,无论是对康德伦理学还是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想象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批判性考察为例

康德道德哲学一般被视作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想象的态度得到辨明。通过考察想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位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虽然康德明确地要求在实践理性领域中排除想象,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想象从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据此,康德伦理学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舍勒对他的指责只有在一般和不严格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形式主义伦理学自身有其必要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一方面是他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因压抑和束缚了想象力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而误解了实际道德行为,否定了实践智慧。通过这一例证式的分析,我们能够表明:任何一种伦理学,若不懂得想象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就都意味着致命的缺陷。而想象的这种作用又包含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经验想象力的作用两个方面。     

康德伦理学的人学向度

本文首先阐述了康德伦理学的人学起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指出世界公民的预设揭示出康德需要论证之人的社会历史底蕴 ;启蒙之人的假定则揭示出他需要论证之人的现实特性。其次 ,分析了康德“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人学的基本座架是文明的、社会的理性自由公民 ,道德立法服务于“人之重造”这一现代理论。在康德强调的道德命令 (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中“人是目的”是中心 ,是出发点。再次 ,透析了康德伦理学起点上引发的现代性基本难题 ,启发人们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或实践的总体性中去思考和把握当代人的概念。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何以可能——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第二国际时期,为回应新康德主义者试图用康德伦理学"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考茨基在批判传统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基础上初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以此为基础,他尝试性地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和价值旨向等几个方面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构不仅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厘定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它的基本路向。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论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从信念伦理学谈起

阿多诺曾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视作信念伦理学,并对之展开了批判。他的批判直指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理论前提,即理性是目的自身、理性存在者是"本真的自我"。阿多诺一方面指出理性并非目的自身,并试图解决它与感性自然的矛盾,从而消解道德哲学在理论上面临的行为难题;另一方面强调在错误的社会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并试图嫁接社会批判与道德哲学,从而希望道德哲学的诉求能够被真正实现。不过,由于阿多诺没有注意到信念伦理学"强"与"弱"的差别,因而他的"强的信念伦理学"的判定存在不足。尽管如此,阿多诺的批判还是击中了康德道德哲学的要害,并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若要真正过上正确的生活,既不能夸大抽象自由的重要性,也不能放弃对权力统治的批判。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物自身的非空间性”论证的可靠性——对“特兰德伦堡漏洞”的一种实在论回应

"特兰德伦堡漏洞"不成立。因为特兰德伦堡仅从逻辑上来理解康德"物自身的非空间性"论证。《纯粹理性批判》对光与空间知觉的分析、第二版所加"驳斥唯心论"、《遗著》"以太证明"对光以太与空间直观的关系的论证,都表明康德的论证以实在论为前提。盖耶尔赞成特氏对康德的批评,并认为康德不能从不可靠的"非空间性"论证得出时空的先验唯心论结论。阿利松借助法尔肯施泰因的工作,回应了特氏式的三种批评,但他不承认康德论证的实在论前提。只有联系康德的心灵哲学和数学哲学思想,才能真正揭示出康德的"非空间性"论证与其先验唯心论之间的关系。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拉康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与超越——一种基督教进路的解读

本文从基督教的进路出发,将拉康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其本质上的律法主义,二是因在原则上未把"爱"确立为与实践质料关系的导向性情感所致的形式主义,而本身具有内在关联的这两个方面使得康德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悖论性地倒向萨德的危险。通过对基督教的相关学说进行匠心独运的阐发,拉康点明了康德伦理学给其自身乃至整个西方近代伦理学造成的困境,同时指出精神分析伦理学对此困境的超越在于借助"对邻人的爱"的升华而实现的对冷酷律法的扬弃。     

论康德两种理智类型的比较学意义

认识论、伦理学、美学,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个精神生活领域;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是康德所论的人类三种精神能力。进一步研究康德的思想体系,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理智隐含且贯串于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之中。迄今为止,康德对人类精神之诸方面所进行的系统剖析,依然有着经典的意义。如果说,两种类型的理智因其对称性和互补性而具有整合性,因其受到过康德的严格批判而具有典型性,那么,用来作为对理智之分析的一种模型,无疑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康德的两种判断力 康德为了寻找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     

康德两种因果性的道德意蕴

康德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所揭示的自然与自由的因果性问题.通过这两种因果性,康德鲜明地揭示了自然因果性的存在领地和自由因果性的存在领地,使自由因果性典型地呈现在其所探讨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本体世界.在这样的本体世界中,康德将自由放在道德律令、道德法则和至善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彰显出自由在人的形而上追求意义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蕴.对自由的探讨也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奠定了伦理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