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苦中作乐”还是“乐中之乐”?

当代学者基于幸福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指出孔颜二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带给他们的不是乐而是苦,孔颜二人只有或超越或辩证地转化这些外在条件才能获得"道德之乐"。从这一幸福观出发,"孔颜之乐"就是从"物质之苦"中获得的"道德之乐",是"苦中作乐"。而从《论语》文本出发,孔颜二人拥有知足常乐、视贫贱如富贵的幸福观,他们能够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幸福。在这一幸福观下,"孔颜之乐"不仅是"道德之乐",亦是"物质之乐",即是"乐中之乐"。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天人感通，一以贯之——现象学视域下的“孔颜之乐”

在《论语》中,“孔颜之乐”有“颜子之乐”、“孔子之乐”、“曾点之乐”三种表述。其中,“曾点之乐”因为文字关联之细致、意蕴之丰富,成为我们理解“孔颜所乐何事”的最佳凭借。参考海德格尔旨在通达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在将儒家文本相互勾连印证之下,我们可以将“孔颜之乐”显示为基于“天人感通”机制的“一以贯之”之乐。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其要点包括中庸与中和、以体用释“中”、以“平常”释“庸”、“中”与“庸”、“大本”与“达道”、中与正、中与权、中与折衷、中与知行、致中和等。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才使得理学家借用儒家原有思想资源对此一问题深入诠释,发展了儒学的境界论。     

儒家真精神——“时中”

儒家时中是中和世界观和中庸方法论的统一 ,时中的内涵实质在依时而中、与时俱进 ,儒家的时中观包涵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 ,包含着强烈的适应进取精神 ,蕴涵着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精神。     

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及其限度

贫穷一般意味着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匮乏,但财富的匮乏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恶,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因而,在现实的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消除贫穷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善。然而,贫穷也许会招致恶的发生,但贫穷本身并不意味着恶,如果剥离贫穷的多元赋值,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个体的贫穷,尤其是那些基于某种生活理念弃绝物质享受的个体,那么,贫穷就不一定是恶,也并不意味着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不是基于贫穷是恶的道德判断或贫穷可能导致恶的伦理叙事,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正义。我们需要意识到,贫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精准扶贫应有其限度;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相对于消除贫穷,守护财富匮乏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更基本的正义。     

从“方内”到“方外”——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或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这种"游方之内"的道德境界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出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旨归,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     

朱熹与孔子“有德无位”事件

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德无位"是一富有张力的触及孔门存在根基的思想史事件,朱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在传统朱子学中一直未受到重视。本文研究表明,朱熹对孔子"有德无位"事件的解释主要是在其《中庸》学中完成的,有意义、性质与原因三个解释向度,这些解释为朱熹选择理想实现途径以及确立生存角色提供了依据。     

孔子的医学与养生思想

孔子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作为实体存在的鬼神。坚决反对鬼神致病说,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孔子达观的人生态度,使其举止行为无不合于养生之道,中庸是其养生之道的根本原则。     

中庸的文化心理特征及其实践理路

中庸是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心理特质,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理想中庸和现实中庸。对理想中庸的理论研究能够夯实现实中庸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庸具有相互融通的三维内涵：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中庸具有德性的本质规定性,显现为三个方面的文化心理特征：执两用中的中庸认知,执中致和的中庸情感,刚柔并济的中庸人格。中庸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礼仪制度是中庸实践的客观根据,籍由观照本心所作出的道德判断是中庸实践的主观根据,择善而固执是中庸实践的现实路径。     

儒家“仁德”内在理路和逻辑层次

孔子以仁为核心建立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华传统美德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仁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肯认与培护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人本性中的道德意识,同时其外推也蕴含着超道德的义涵。基于这种推扩逻辑,本文将儒家之仁德归结为立体的四个层面:个体之仁、类性之仁、成物之仁和本体之仁,这四者之间有机联系、逐层升进,仁爱的对象分别是自我、人际社会、自然界和宇宙本体,四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仁德的推扩原则,这种推扩建基于仁爱之情的感通作用。     

“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

《易传》的主题和精髓是弘扬了儒学核心的中和哲学,它深刻揭示了阴阳中和之道是天地人万物发展的根本之道,生生日新、与时变通的时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和原则是根本的民族精神。《易传》把儒家的中和哲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论《孟子》中的“乐”思想

《孟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的思想,包括《尽心》篇中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命题和君子之乐,以及与君子之乐相对的王之乐等.孟子的乐思想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诚之乐为统领,诚之乐贯穿于君子三乐和王之乐之中.君子之乐以事亲、守身为本,以家庭亲情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和社会教化之乐为要,从而实现仁义道德从亲亲为大的血缘亲情向以个人道德魅力化育天下英才的道德完善和升华.“与民同乐”的王之乐奠基于君子之乐,又高于君子之乐,是一种圣人之乐,其根基和要旨仍然是仁义.     

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

儒家"天人合一"说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语义,它有时是在"本然"意义上使用,有时则是在"应然"意义上使用。本然的"天人合一"论是儒家关于天人本来相通、相合与统一的理论;应然的"天人合一"论则是关于人与天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达到和谐统一理想状态以及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学说。而在本然"天人合一"与应然"天人合一"之间,还有一个"天人不一"的"实然"环节;应然"天人合一"既是对实然之"天人不一"的消解和超越,又是对本然"天人合一"的复归,是儒家视域中的一种理想的天人间的最优化状态,是一种洋溢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天人理论。     

孔子美学的潜体系

孔子没有专门的美学论文和专著,但他的美学思想却是相当丰富的。有一定的研究对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性质鲜明独特,各部分互相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潜在体系。孔子美学是儒家美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探讨他的美学思想体系,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孔子“仁”与“为仁”工夫间的内在紧张及其意义

"何谓仁"以及"如何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界定,孝悌是行仁的始点。克己旨在对以身为中心的致思趋向进行持续否定,净化和纯化人的意志以唤起本有的价值自觉。尽己与推己是克己中形成的自我定向上的成人与成物。在孔子关于"仁"与"为仁"工夫的言说中存在着生存样态与理论上的双重紧张,这种双重紧张同时也塑造了孔子独特的思想品格。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