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启蒙思想

无论当时抑或现在 ,康德的启蒙思想对哲学家们似乎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当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中找到了从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源泉 ,福科则从中找到了理解和阐明现代哲学基本特征的线索和出发点。那么 ,作为这种不断开启新思想的源泉 ,康德的启蒙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很多 ,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涉及。除了《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 ?》这篇以启蒙为题的专论 ,《实用人类学》、《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万物的终结》、《重提这个问题 :我们是在朝着改善前进…     

康德启蒙自然观的文化批判

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然观包含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不可知自然,它体现了人类在有限存在状态中对终极关怀的渴望。第二个维度是人的天性自然,它凸显出人类对自身自然性的合理肯定,表达了人类主体性的展开。第三个维度是合目的性自然,它显现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然观最终促成了人的理性主体性在近代的全面建立,引发了自然向人生成的理论建设,但同时也成为了主体性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现代性争论以及自然被置于边缘地位的生态学困惑的思想源点。     

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

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中,道德神学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种“薄弱”不在于对它研究得“少”,而在于对它在康德整个哲学论证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康德哲学的启蒙意义认识得不全面。在我国,许多人欣赏诗人海涅的下述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这种说法的修辞学色彩掩盖了其所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如果这里的“上帝”仅仅是指“自然神论”的上帝,那么说《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便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101页),而“实践的理性,就像用一根魔仗一般使得那个…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

自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后,200年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断言:"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启蒙问题,笔者注)做出回答的哲学"[1].然而,福柯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对启蒙的疑惑:"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2],进而引发了福柯对探寻"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3]的诉求,公开了当代挥之不去的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哲学争论.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权利与启蒙——康德对革命的双重拒斥

康德对政治革命的坚决拒斥虽然在康德研究中屡遭诟病,但这一立场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的妥协,而是有其深思熟虑的理由。康德的学说中实际上包含着对革命的双重拒斥,即基于权利概念的拒斥和基于政治实践的拒斥。在法哲学的层面,康德从权利论证的角度指明了所谓的积极抵抗权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辩护,其在逻辑上将消解作为一切权利的现实性的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与权利的概念相矛盾。而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康德则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往往不能如革命者所期待的那样建立起全新的理想秩序,因为革命并不能直接带来人的启蒙,而后者恰恰是制度的持续革新与良序运行所必需的条件。     

自由与罪恶——康德、萨德与启蒙辩证法

萨德是启蒙道德让人讳莫如深的"同路人",而揭示其与启蒙道德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成为二十世纪激进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这种尝试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聚焦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及其在行为内容上导致善和恶的同等可能性,提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反面同样存在罪恶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德创作的方向,并且其资源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通过将康德和萨德等量齐观这个惊人之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批判西方道德理性和启蒙道德的绝佳切入点,这一主题的极端悖论性则是启蒙辩证法激进性的生发点。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人性的启蒙——何谓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因为为知识论的表述所主导,并且对体系的说明也很繁难,甚至对理性的综合还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一直以来,建筑术在有关批判的研究中都没有能得到充分的阐释,甚至被否定。然而,事实上,作为批判这一构筑体系的方法论的方法论中专门对建构体系的方法的说明,它不仅区别于分析要素的要素论,明确了说明体系可能性的方法,架构了批判的框架,也因为引入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论,改变和定格了批判的旨趣。就此而言,它不仅提出了体系,使得批判得以功成,也让批判由一个说明何为科学的导引深化为了一个奠基人之为人的智慧的启蒙。     

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谈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

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     

康德目的论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时代意义

康德目的论思想的精神原则及其时代意义刘钢目的论是一个长期为康德所思考的问题。早在《判断力批判》发表之前,康德在《对优美和崇高的感性的观察》（１７６４年）一文中就结合对美和崇高的分析首次探究了目的论问题。１７８８年,康德发表了《论目的论原理在哲学中的运用》一文,进一步对目的论问题做了研究。然而,多少有些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康德的目的论思想并未受到大多数康德思想的批评家的重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批评家们对康德目的论思想中所包含的改造传统目的论和建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理论意图缺乏足够的认识,恐怕是主要…     

康德之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

作者通过对文本的考证,论证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存在,以独到的视角分析《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关系,并得出二者所研究问题的内在统一性,提出了法不从属于道德,道德也不优于法,法与道德并列的理论,从而得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在内容上为法和伦理提供共同的基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先天性,证明了正义的原则是绝对有效的先天原则。     

试析康德“不可见的时间”之理论困境

康德的时间观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后者的时间理论不得不回应前者所提出的问题。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让胡塞尔与康德的时间观相“对质”,称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观”为“直觉的时间”,而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间观”为“不可见的时间”(参见Ricoeur,1985,p.37),并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将主要循着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之有益提示,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与“原理分析论”部分之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以呈现出康德“不可见…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康德历史哲学:构建原则及其道德趋归

康德的历史哲学旨在阐明人类历史是如何朝着总体的道德化前进的。"自然的意图"是反思判断力的一个主观原则,并非具有客观实在性,只用以范导人类的群体行为朝向道德化迈进。人类自然禀赋的发展通过相互对抗和冲突,而造成一种恶与善的辩证转化,成为人类道德化的基础条件。在无穷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达到道德化,是一个逐渐实现"自然的意图"的过程。所以,它能抑制人们在当下追求完全道德化的狂热,这是一种注重实际的道德的历史观。     

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

作者认为当代康德主义的正义理论旨在改进康德正义理论,克服其在康德正义理论中看到的问题。然而,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批评恰恰是康德主义正义理论所遭受的批评。本文考察这些批评是否同等地适用于康德主义理论和康德的理论,并指出两种理论所依赖前提之不同。同时,本文将论证康德主义理论使用了大量的理想化预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被充分证成,当代康德主义者改进康德正义理论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而回到康德却能够提供一条出路。     

历史进步的道德基础─—康德论社会正义的原则

在市场制度中,开明的自利通过自愿的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这是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但是,开明的自利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唯一基础,市场制度的有效运作还需要一套健全的道德和法律的机制,来约束放肆的个人行为,保障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使自愿正当的交易成为可能。无疑,康德的哲学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他从来不把任何自利称为美德,但是他在开明的自利促进社会的发展上同亚当·斯密有着相同的见解,同时他又明确地意识地,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政治原则应当建立在普遍的…     

老年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及应对原则

老年社会工作是具有鲜明伦理道德特征的专业服务活动。老年社会工作者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伦理困境,表现为对不同对象的忠诚、案主自决与专业家长主义之间、专业价值与文化传统之间、隐私权和知情权之间的矛盾。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多重伦理选择依据以及老年人的特点是老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成因。老年社会工作者应坚持生命优先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差别平等原则、自主原则等来应对伦理困境。     

康德的伦理学

虽然功利主义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能作为道德标准的理论。直觉主义也不符合要求。直觉主义提供了一幅合理而精确的关于日常生活的道德评价的图式,但并不能满足哲学理论的需要.哲学理论应当表现事物的联系,并以一个严密的体系把事物统一起来。在没有任何统一存在的地方寻求统一,当然是愚蠢的;假如各种道德规范的差异难以消除,那么继续探索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某种途径,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彼此并没有明显完全的差别。如前所述,直觉主义否认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或联系的必要性;而某些道德原则(例如增进幸福和避免使别人不幸)相互有着不容置疑的密切联系。有没有一种比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