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神本到物本再到人本的历史演变——“以人为本”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

在马克思那里有着十分丰厚的以人为本思想资源。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中的本可以作"本体"、"主体"、"目的"几种形式释义。就实质而言马克思认为人类先后有"神"、"物"、"人"三种本体,它们的历史演变对应于神权、物权和人权三个不同时代。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完成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化。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中的人,就能指来讲可指所有的人,就所指来讲是指每一个人。     

从机器(人)伦理学视角看“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技术伦理学在技术哲学的后现象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物转向",即"技术人工物"在"人—技术"交互情境中有着全新的伦理意蕴。机器(人)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哲学中"物"转向在科技伦理中的回应,"物"转向后的机器(人)伦理学是对经典伦理学的拓展和对人本主义的超越。聚焦"机器(人)"伦理视角对技术人工物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与反思,对于准确把握"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返本开新: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

"天人合一"中的"天"是形而上的天道与形而下的大自然的统一,"人"是源于天与明于道的辩证,"天人合一"关键是以天道推究和规定人道,实现人道对于天道的"诚"与"弘"。面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吸收借鉴"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着力实现人类伦理文化模式的生态转型。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的返本开新,旨在革新人的生存之道,和解和谐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     

伦理空间的“暗物质”

"暗物质"(Missing Masses)是拉图尔技术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的提出为伦理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把"人工物"纳入到伦理学的视野之中,赋予"人工物"以一定的"能动性",扩大了伦理空间"行动者"的范围,这使得传统伦理学需要重新反思其基本前提与理论体系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伦理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拉图尔在伦理空间中引入"人工物"的意义不亚于环境伦理发现"自然物"的革命性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伦理学的研究产生"范式"意义上的变革。     

略论近代中国家庭伦理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社会中国家庭伦理的嬗变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嬗变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均给后人以启示。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是“民工”还是“传奇”:贾樟柯电影观念剖析

贾樟柯一直被认为是"民工导演"。他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电影手法展现了当下中国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合谋,以及人对环境的抗争。通过文本解读,本文细致分析了他的电影中的这三方面内容,并同时指出贾樟柯电影观念的嬗变。从《二十四城记》开始,他的电影从个体关怀转向了文化思考,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社会批判的尖锐性。作为导演的贾樟柯却实现了他从电影"民工"到"传奇"记录者的转变。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人与生态:城镇化“双向伦理”维度刍议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在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中,存在奉"以人为中心"为惟一的价值评价尺度、忽视生态价值的理论缺陷,城镇化在实践中也曾出现偏差。"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内蕴着人本伦理和生态伦理的"双向伦理"价值维度。深刻理解并坚持"双向伦理",尤其是重视生态伦理标准对城镇化实践进行道德考量和评判,兼顾人和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双重价值,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西方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西方"宽容"观念经历了从宗教宽容到道德宽容再到积极宽容的两次转变过程,这种"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可以通过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准则下的宽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道德宽容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交互伦理关系中的宽容观念的考察予以理解。特别是现代"积极宽容"观念在淡化以往由于不喜欢甚或厌恶而产生的被动的"容忍",进而继承道德宽容所强调的道德自由、重视道德主体自觉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克制"方向,即对异己观点的"克制"与"承认",这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差异化的历史变迁现实,也体现了对道德主体自身与社会伦理双重性的兼顾,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与发越——樊浩先生伦理学研究之一瞥

樊浩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从其所确立的旨趣、铸造的品格到创设的论题皆别具一格,蔚为伦理学领域之一大景观,其中又以"伦理精神"的申述与阐发最为别具匠心。伦理精神不是对伦理精神化或精神伦理化的简单解释,而是以此达成对人类精神终极追求的探寻,即探究伦理精神作为"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之至善究竟对人类文明发展意味着什么;切近而言,即是中国伦理精神对中国现代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意义。对此,樊浩先生不惜运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战略"之深沉笔触、势大力沉的理论思辨和"顶天立地"的担当意识来展开其思考,为此所展开的对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伦理省思、韦伯创制"理想类型"之伦理范型的方法论超越、黑格尔精神哲学形态方法的批判性借用、生态哲学借以建基的"价值生态"的方法论发越等,都被创造性地融入"伦理精神"主题的卓越运思当中。显然,樊浩先生的伦理思考不是对伦理世界的单纯观照与直观映射,而是通过伦理世界进入到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哲学反思。他新近指出的人类文明必将以"伦理共和"的方式完成自身多样性体系建构这一观念,再度反映出这一致思取向。     

“做”以成人:人之存在论问题中的工程存在论意蕴

人的存在论问题内蕴着工程存在论,人类借助工程行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属我的意义世界,并成就人自身。然而,自为的现代工程以异化的形式导致了工程人文本性的迷失。面对如此"急难",必须把"工程之问"进展到"人之问",以期在工程行动中自觉转换工程范式——从效率效益优先的"工程3.0"转向伦理优先的"工程4.0",重新让工程化生存的精神性出场,通过负责任的工程行动,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工程之做的理想,既成物又成人。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     

劳动道德价值赋义生发历史的伦理逻辑

在人类历史上劳动本无所谓高低贵贱。从阶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中国革命与建设时代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劳动的道德价值赋义经历了一个从生存伦理缘生、实践伦理转生、人本伦理新生再到幸福伦理强生的过程。劳动道德价值赋义反映着社会的阶级状况,体现着社会的主流立场,呼应着社会的时代要求。其漫长的生发历史深刻反映出人民群众从受剥削压榨到顽强斗争、翻身做主再到追求幸福的内在逻辑。     

美国中产阶级“协作培养”家庭教育方式的伦理风险

"协作培养"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它从个体出发,培养子女张扬的个性,以实现特殊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从实体性出发,实现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为目的的伦理解放的使命,使个体囿于主观形式的自由中无法自拔,完全消解了家庭培育个体伦理实体感的义务,过早地将个体引入了以"市民社会"为原则的"原子式"存在的不归路。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

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和谐伦理具有与革命道德所不同的原则与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肯定"和而不同"的差异性、提倡"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强调"抑高举低"的互补性可以成为和谐伦理吸取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我们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论巴特勒政治伦理中的“可生存性”概念

"9·11事件"后,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把学术研究重心转向政治伦理,出版多部著作探讨政治伦理问题。"可生存性"是贯穿于她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巴特勒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一概念,进行一系列追问:"谁的生命值得哀悼?""什么人的生命可以算作生命?""为什么某些生命不被理解为生命?"这些问题旨在揭示人类共有的易受伤害性和相互依赖性本质,为政治和伦理生活寻找规范性条件,主张非暴力的全球政治伦理。面临新冠病毒(2019-nCoV)疫情,她也借"可生存性"概念探讨对研制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公正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