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对个人生命权的辩护——从自由意志出发

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诸如安乐死、生前预嘱、器官捐献等都可以归结为对生命权的支配问题,而生命权的支配又面临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伦理价值的双重考量。但二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个人作为生命个体,自由意志是规定自身、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要素,是个人人格和尊严的体现;但人并不仅作为一个个体存在,还要通过否定自身而进入一个伦理实体,受伦理实体的制约。伦理实体并不是对自由意志的简单否定,两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社会支配倾向研究述评

社会支配倾向是社会支配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个体期望内群体优于和支配外群体的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者偏好加大不同群体间的阶层差异,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多地支配劣势群体;低社会支配倾向者偏好缩小不同群体间的阶层差异以增加社会平等,并期望优势群体更少地支配劣势群体。因此,社会支配倾向会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并可以被用来解释偏见的形成。性别和群体地位等情境因素会对社会支配倾向产生影响,而且社会支配倾向与个体间的支配也是有关系的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

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由以及表现为权利自由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中着重批评了伯林的两种自由模式,试图论证,不自由切割为两种,将导致对自由的各种误解。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只是同一种自由的两面,但伯林问题可以转换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问题,这样就可以消除混乱。     

能动性与规范性——雷尔顿论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

雷尔顿（Peter Railton）不仅关注解释规范何以拥有约束力量这一传统问题,同时也特别关注解释在规范面前我们何以仍然能够保持自由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不必将休谟与康德割裂,我们不但要为道德规范寻找假然基础,而且要为其寻找非假然的逻辑基础。雷尔顿诉诸构成性论证,借助对能动性概念的分析,表明我们的信念指向真而我们的行动指向善。借以证明能动性概念本身就承诺了规范活动的非假然性。他还提出了“就高”与“就低”两个标准,对休谟只强调人类行动满足人类当前欲求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类除了满足基本欲求的就低倾向外,还具有择善而从的就高能力。构成性论证从既已存在的人的能动活动入手,其论证效力存在争议。但是雷尔顿认为,正是能动性的开放性本身让我们在规范面前保留了自由选择的可能。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支配:基于分配视角的考察

从分配视角出发,权力是稀缺的产物。稀缺使分配成为了必要,权力则产生于分配的行为与过程之中。分配可以采取设置一个分配者,由它决定所有社会剩余之归属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设置某种竞争规则,由社会成员通过竞争来获取社会剩余的方式。在这两种分配方式中,实践性权力与制度性权力有着不同的功能与特征。实践性权力的行使并不必然造成支配,只有当不存在退出选项时,实践性权力关系才变成了支配关系。现代社会保障个体层面的退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实践性权力的支配性。结果,支配更多成为了制度性权力行使的结果。当集体决策中出现了永久少数,或授权决策中的授权决策者失去了中立性时,制度性权力就变成了一种支配性力量。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社会支配倾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社会支配倾向指个体对基于群体产生的等级制度及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偏好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者认为高能力者应比低能力者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利与社会资源;低社会支配倾向者认为社会应该按需分配,不存在等级差异。社会支配倾向会对社会阶层、偏见、政治态度、公平等现象的作用产生影响,是这些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今后需要立足于社会支配倾向的本质与社会应用开展整合性研究。     

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转换与支配:吉登斯权力思想的诠释

权力是吉登斯思想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权力概念不仅是吉登斯借以沟通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基本纽带 ,还是他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视角。在分析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对立权力观的基础上 ,吉登斯以一种二重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权力观。一方面 ,他将权力视为行动者个体所具有的“转换能力” ,认为它是行动者自主性的表现 ,是人类行动的普遍特征和人之为人的基础。另一方面 ,他又将权力视为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存在的支配能力 ,认为它是行动者依赖性表现 ,是资源不对称分配带来的结果。资源是沟通权力两个方面的媒介。“控制辩证法”是权力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是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吉登斯将社会历史形态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三种类型 ,每种类型都反映了权力两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     

论生命健康权在医疗活动中的支配转移

现有法学理论认为,生命健康权是一种具有绝对性和支配性的民事权利,通常不得以任何形式让与他人,即不得买卖、转移、赠与或继承。自然人只能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实现有限制的支配。医疗实践证明,生命健康权存在支配转移的实际情况,生命健康权的支配转移是对现有法学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伯林自由观念的重构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略论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是经济伦理的重要范畴。在科学、理性的自由观视阈下,经济自由应该是人的理智与深层心理相统一的真正的经济意志自由,是在经济行为主体各自认同公共自由并坚守规律、规章、法律基础上的真正的经营自由,是张扬个人独特性与经济合作中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真正的经济竞争的自由。     

基础流变与责任对称——论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难题的消解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对认知辩护的可能性提出了巨大挑战。与传统的基础主义、融贯主义、无限主义方案不同,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三难问题提出了一种诊断式的回答。根据推论语境主义,正是由于断言者和挑战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称,无穷倒退问题才会产生。一旦我们代之以“默认与挑战”(default and challenge)的辩护观,赋予断言者和挑战者同等的辩护责任,怀疑论问题就能随之消解。推论语境主义预设了辩护的论辩观,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本文基于知识论内在主义的立场捍卫了这一预设。整体看来,推论语境主义不仅消解了三难问题带来的怀疑论挑战,还发展出一种流变的基础主义,为克服独断论做出了实质贡献。     

法律与自由

本文主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准确厘清自由与法律之关系,需要在综合的方法下审视自由观念所包含的法律价值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禁止论、意志论和规则论三种法律下的自由观,并对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权利的自由权利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既要保有自由诸权利不受侵犯,更需要为这些自由权利而作为,建设一个法治的宪政制度,则是所有个人自由的基础。     

道德自由概念探原

自由可划分为观念自由和实在自由,观念自由因仅在主体意识中产生,总是表现为对各种限制的力图超越,而实在自由因需在主体与对象的共在关系中形成,则必须正视和承认各种限制.道德作为一种利益关系的调节者,必然具有基于各种关系限制的约束性,但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需要,因而其约束性也会表现出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特征.道德自由作为自由与道德的概念组合,既是自由的道德与道德的自由之内在统一,也是约束与任性的统一,当主体成为纯粹的道德主体、主体之性完全成为道德之性时,约束即为任性,任性即为约束.此时,主体便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境界.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