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思想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之间的划分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西方法理学界被长期地予以关注和讨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已经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既坚持实证主义法学传统,主张法律和道德分离,又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具有偶然联系的事实,提出了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研究哈特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因由,明确最低限度自然法思想的内涵,对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律正义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周旺生教授商榷

法律正义,是指体现在实在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正义,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总和.罗尔斯的四个阶段说揭示了社会正义原则向法律实质正义的转化过程,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正义标准向法律正义的转化.法律正义不是介于法和正义两者之间"第三种规范",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道德(正义)之中.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问题旨在探讨法律正义的内在结构即分类、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等问题.通过对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的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将对法律正义形成一个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反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新分析法学哲学品格辨析

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分析法学"、"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基本上是相同的概念,分析法学就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运用于法学理论的产物。但以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20世纪新分析法学却是建立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极为迥异的哲学立场之上。作为一种法哲学流派,新分析法学虽然在法学上主要继承了法律实证主义的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哈特法律理论之基础的日常语言哲学,还是作为凯尔森纯粹法学之基础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它们在哲学品格上都表现出反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特征,特别是反对实证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新分析法学实质上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法哲学,法律实证主义与哲学实证主义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实证主义"。     

马克思与正义——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场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热潮是由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引发的.从立场上看,主要有"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在争论中,虽然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现作出了合理客观的评价,但从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西学立场来看,英美学界实际上是想借助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良序社会扫除障碍.所以,由这场争论带动的正义问题研究,从程度上讲,尽管很深入,但却不彻底.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试论哈特法律与道德划界限度的思想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法律存在的依据和检验的标准是道德,因此二者之间不能分离。实证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道德不能成为法律存在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审视法律是否有效的判准。传统的实证法学否认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任何联系,主张绝对划界,以哈特为首的新分析主义实证法学认为法律和道德尽管没有必然联系,但有偶然联系的事实,因此主张相对划界,并承认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哈特提出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相对划界既有历史遗传的因素,又是对其所处现实的理性选择。     

人的脆弱性、依赖性与“正义的慷慨” ——麦金太尔正义思想的新维度

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是人的一生无法逃避的命运,因此社会性和共同体是每个人的必然的基础本体,正义理论必须处理这个问题。麦金太尔把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提出"正义的慷慨"的正义理论,这是他原先的社群主义和德性正义观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关于正义的新论域和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问题。森和纳斯鲍姆关注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并进而提出能力进路的正义理论。     

人类分配正义观念向自然环境的延伸

自然界是一个资源宝库,但它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因此,如何实现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分配正义问题.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人类借助于“环境正义”这一伦理概念将其追求分配正义的道德价值观念进一步延伸到自然环境领域,并在追求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的名义下表达他们的分配正义诉求.     

石里克伦理思想述评

本文探讨了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的伦理思想 ,认为他引入心理学方法而提出的动机形成律在解释人的道德问题上极具特色 ,分析了他的快乐情感的价值以及人合乎道德行动的动因等伦理观点 ,并通过将其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以及中国的程朱理学、泰州学派等伦理思想的比较 ,进一步挖掘了石里克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法律自治与伦理道德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法律与伦理道德混同为一体,而且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伦理道德居于主要地位,法律往往依附于前者而存在.至19世纪,在实证主义法学的指导下,法律自治开始出现,但实证主义法学也将法律自治导向一种困境.20世纪以来,法律的自治进入了新的阶段,适当的法律自治应是在注重实在法范畴的同时,对伦理道德给予适度的吸纳,以形成一种合理的自治形态.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法律正义和正义美德

正义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伦理学主题,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把正义当成是一种法律制度,而古代亚里士多德却更为正确地指出,法律正义还不是一种完全的正义,正义毋宁更是一种美德,它是一切美德的总汇。     

当代道德生活中的底线伦理

当代道德生活中底线伦理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科基础。对于底线伦理问题的考察,必须把它纳入到关于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的理论框架中去。底线伦理确立社会制度的基本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成为解决重大道德问题的共同信念的伦理基础,又受到在根基和多元互动中的终极关怀的支撑和超越,有机地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底线伦理的保障,主要有待于文化生态的完善;至于作为社会制度道德的底线伦理的保障,则呈现出更复杂的状态:以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之间相互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核心,处理好和平、自由和正义这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富勒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学说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法理学界曾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有过论战,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赫伯特·哈特发表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形成新分析法学派,另一方是以美国啥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为代表,他发表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批判对方,成为新自然法学派在美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原则

分配正义不仅存在于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于自然资源在同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的分配过程之中。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一般意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相区别,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主要体现自然资源在国家之间的公平分配、国内的公平分配、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人类的需要与环境本身之间公平分配等层面,概括地讲,也就是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种际正义。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争——N.弗雷泽与I.M.扬的政治哲学对话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学者艾里斯.扬和南希.弗雷泽围绕多元压迫之正义框架还是二元正义维度会更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联合策略问题,以及差异和承认政治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哲学论辩,所致力于揭示的是,如何使得正义的理念和实践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深层的颠覆性这样一个共同的议题。二者的正义构想异同及其争辩所打开的话语空间,一方面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努力一直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框架的依赖本身限制了理论自身的潜力而未能深层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