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历史解读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假定，其主要观点是“天地人宇宙万物乃以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天人合一”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对这些不同的历史形态做多维解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和技术语境对此进行创造性转化，不仅可能使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智慧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确立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战略基点。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着社会道德危机,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因而需要发挥宗教的社会道德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信仰中国"。这些观点不仅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而且推理也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三个方面,分别是道德起源神圣化、世俗道德神圣化和道德功能神圣化;并且其逻辑前提.即"社会道德危机论"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唯物史观。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     

中国梦的力量与根基——在纪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一周年暨学习“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上的发言

<正>很高兴出席这个座谈会。刚才几位领导的讲话,特别是光明日报何东平总编的讲话,使我深受教益。参加会议的,有许多专家学者和征文获奖代表,真是高朋满座,高论满堂,人人持瑾山之玉,个个握灵蛇之珠。习近平总书记一年前视察曲阜时,提出了著名的"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     

道教“尊道贵德”思想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是道教孕育生长的土壤，道教在这块宝地上历经了坎坷沉浮而又漫长的演化进程。道教精神思想曾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今道教所倡导“尊道贵德”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仍可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更好的服务作用。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道教崇信“黄老之道”，道家是道教前身，二者一脉相承。道教尊黄帝为仙宗，奉老子为教祖，“黄老道”是道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以“道”设教，遵循“道法自然”的基本规律，追求修炼得道成仙…     

“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

适逢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际,2011年10月20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联袂于泰山之麓举办了"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此次座谈     

中医学的传统优势与现代发展的思考

利用古代哲学思想、有限的人体解剖观察、反复临床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感情;尽管中、西医学各有其认识方法和逻辑思维特点,但不可否认的共性是研究同一对象(人体)和致力于从不同角度揭示生命规律及维护人类健康;中医学应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特别是后基因时代的先进理论和高科技手段,为加速揭示生命规律的奥秘和服务人类而与时俱进.     

“公”与“私”的悖论--中国人“自私”行为的历史溯源

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 ,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现象 ,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 ,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 :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 ;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 ;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 ,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 ,“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谴责 ,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 ,弱化“分配正义” ,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 ,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既包括优良的美德,也包含腐朽的糟粕,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概括说来,“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应当彻底予以否定,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我们要持分析和“扬弃”的态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的概念、要素、功能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正当前,深刻认识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个民族在走向民族复兴时,在迎接新的历史挑战、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过程中,都必然要去回溯自己的民族传统,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自我。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这个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回溯自己民族群体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来认识民族自我,认清在新的历史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发展伦理——兼与郝海燕先生商榷

当今学者所谓传统"天人合一"无法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存在着混同逻辑与历史、混淆思想理论与意识形态等诸多错误。仔细考察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便不难发现它与现代发展伦理在理论基础、思想内容、方法论三个方面均有契合之处。正确认识这些契合之处,是我们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继承的前提,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掘其在当今时代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文”“儒”会通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动力

“文”“儒”会通的文化基础在于对“人”的价值肯定与“人本”精神,这不仅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底蕴。因此,其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基础。强调“文”“儒”会通,一方面可以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更加贴近“人民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指明文艺创作的价值方向;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开辟更为深广的实践道路,从文化传承、创作精神与人本价值等方面,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时代实践中。更为关键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代性”,坚持“人本”精神的“人民性”,贯穿文艺创作研究实践中的“创新性”,将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更加高远的时代精神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     

中国传统德育教育与我国高职院校“9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从2010年起,“90后”大学生开始成为我国高职院校在校生的主体。因此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今天,鉴于“90后”大学生种种特征,将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对接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本文从“高职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美德教育的对接研究的内涵、现状、内容、策略及成效”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与研究实践。     

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心”与当代道德教育的人心工程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将＂心＂视作本体性的意义,并含蕴着作用于＂人心＂的意义。当代道德教育作为一个动态的活动,也重在解决人心的问题。它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主体间交流和信息交换的活动过程。本文所构筑的人心工程,深谙传统道德文化之精,并由此引申而把握道德活动中具有相互交融特性的十项元素的内涵,进而在探讨道德活动过程中主体间情感与心灵的相互交流、认同的有效方式和方法。     

浅议“隐逸”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关系

隐逸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调节士、文人与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东汉以来,隐士与山水的关系亲近起来,以至于后人把隐士与山水的关系看成自然乃至必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山水画尚意,始终表现着传统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在审美和创作中,中国人通过山水画艺术来彰显自身的心理和谐,以追求尚意的象外之境的艺术审美特征,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与自然的心灵沟通。     

医生救急行善的“非法”困境与法学思考

医生在公共场所对患者突发伤病所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规的特别规定,其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亦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其行为被误认为是“非法行医”或“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根据紧急避险的法律原则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医生的救急善行,是医生实施的基于人道的救死扶伤行为.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源原之辨”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思考

重提"源原之辨"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目前在研究传统文化中出现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应做到优秀传统文化("源")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时代要求("原")相整合。研究传统文化,就应该敬畏传统,与传统进行平等对话,而不是像有些学者那样,简单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作一一对应的研究。     

“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13-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华美学学会与浙江省中共开化县委、开化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全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学学会2011年年会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