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伦理理论的两种类型

在西方基督徒中间,对与性、家庭生活和医学伦理问题相联系的个体道德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存在着两种伦理理论决定着他们的观点,第一种道德判断是"道义论",另一种道德判断叫做"后果主义".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论欺诈性侦查的双层伦理评价

欺诈性侦查与刑讯逼供不同,在进行伦理评价时会遇到"善恶难辨"的灰色区域。对欺诈性侦查进行伦理评价,应当避免持机械道义论或庸俗功利论为理论工具,而是应结合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各自优点走一条中庸之路,采用双层伦理评价的方法。对欺诈性侦查进行双层伦理分析,可以简化分析逻辑,避免伦理评价的绝对化与庸俗化;也可以更好地认清其"必要之恶"的本质,为适用"非法推定"框架分析法律问题奠定基础。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为“情感”正名——论舍勒对西方伦理学传统的超越

西方伦理学发端于古希腊,自肇始之日起,就陷入了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两大传统之争中。理性主义将理性视为道德的基础和来源,把人的情感当作主观的东西排除在伦理认识之外。情感主义虽然认为情感才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基础,试图扭转情感与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建基地位,但是对"情感"的理解带有自然主义的痕迹。舍勒"面向具体情感本身",通过现象学考察,来发掘情感的本质,揭示出"心有其理"。一方面,由强调"情感先天",突出"情感"的伦理学意义,舍勒实现了对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另一方面,由释解"情感"非自然主义的内涵,指出情感的在体性,实现了对以休谟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传统的超越。     

当代儒家伦理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整体而言,儒家伦理自成系统,非任何一种西方伦理学理论所能够范围。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领域必然地是不合法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下的儒家伦理阐释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相对而言,儒家伦理与德性论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契合性。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做儒家伦理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保持自觉的反省意识,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应有足够的警醒,从而得以在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的哲学会通中把握一种恰当的分寸感。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一个根本区分:正当与善何者优先

道义论与功利论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两者的区分可以以正当与善何者优先来界定.一般来说,强调正当优先于善,并不以善来界定正当的理论是道义论理论,而以善优先于正当,并以善来规定正当的理论是功利论理论.     

人类胚胎的不完全性与伦理问题

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道德两分法不具有合理性,应该从人类胚胎是“人的不完全态”着手分析他的发育连续性,并相应的考虑他的伦理地位。胚胎伦理学包含着内在的伦理悖论,所以道义论和效果论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考虑“人的不完全态”的连续统,提出了中庸主义的解决方案。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境遇伦理与传统道德选择方法之比较

境遇伦理(境遇论)作为一种诞生和发展较晚、逐渐流行、不可或缺的道德选择方法,与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有何异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凸显境遇伦理的方法论特质、价值与意义,以及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的特征。     

道义与结果在道德生活中如何统一——经权观与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性质

"经"和"权"的学说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生活中将具有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的态度和努力。在儒家的经权观中,"经"体现了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道义论、动机论的特征,"权"则体现了对功利和效果的认同。儒家的经权观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以道义论为主、结果论为辅的特征,以及对人事的关怀和在道德准则的普遍性问题上的基本倾向。     

论斯洛特道德情感理论中的“先天”

迈克尔·斯洛特是美国当代规范道德情感主义和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道德情感主义既不属于传统经验主义,也不属于传统理性主义,而是融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具有独立身份的情感哲学的一个分支,集中体现了西方传统道德情感主义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的创新性发展。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原因在于斯洛特给道德情感主义注入了"先天"成分。若无"先天",传统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就不会在当代得到复兴,更不会在复兴过程中把自身理论建设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以"先天"为对象,本文分析了它的含意,并探讨了它对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构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与意义。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

<正>近年来英语世界出现了一股藉西方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诠释儒家伦理学之风潮,例如万百安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行伦理学与结果论》(见Van Norden)、余纪元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见Yu;另见余纪元,2009年),以及沈美华的《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来重探道德》(见Sim)。最近,"德行伦理学"的提倡者之一斯洛特(M.Slote)也涉入了此项主题。2008年10月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价值讲座"针对"德行伦理学"所发表的系列演讲,便属于这类尝试。不过,他所主张的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德行伦理学",而是所谓的"情感主义的德行伦理学"(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其主要代表是休谟。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语》中“孝”的德性期许:道德感与行为的一致性——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孝道在儒家伦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解释儒家对"孝"这一品质的道德期许是厘清儒家伦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孔子看来,只有出自道德情感和正确感受的道德行为才是道德的。安乐哲和罗思文先生采用儒家角色伦理诠释《论语》中的"孝",将"孝"视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并由此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仅仅运用角色伦理说明儒家孝道,不仅会束缚人的情感和道德能力,而且会面临绑架道德的风险。从德性伦理学的视阈阐述"孝"的道德力和规范力,能更加准确诠释儒家孝道的合理内核,显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