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教父思想中的“肖像”

基督教人类学的建构始终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即人是上帝的肖像和人的堕落。在基督教的西方,特别是自奥古斯丁以后,“堕落”压倒了“肖像”。肖像虽然没有丧失,却因原罪的突显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从这点上说,称西方文化为罪感文化不无道理。但在东方基督教,原罪一直未...     

近代:响彻人间的天国颂歌——“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之三

近代：响彻人间的天国颂歌——“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之三●刘光耀史惠风我们曾长久地在心里追问：当整个西方世界完成了向基督教上帝的皈依之后,那吸引着诗人们不得不凝神关注、不得不作出回答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为谁而歌吟？他们的灵感从何来？缪斯吗？缪斯曾帮助荷马...     

寻望天国之路的希腊诗神

西方文学乃基督教文学。这不仅是说那里有但丁、歌德、艾略特等无数倍受景仰的上帝的赞颂者,而且是说就连伏尔泰、尼采等上帝的反对者,也同样被上帝所照耀,从那儿获取营养。艾哈特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可以说,西方文学全体沐浴于神之光,从西奈山上,从十字架上分享着上帝的荣耀之美。 然而,这里立即引出一个问题:怎样看作为西方文学一部分的希腊文学? 狭隘地看,希腊文学无疑是异教文学。它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奉同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它对尘世之乐的爱同基督教的圣爱都迥然不同。     

爱留根纳的神学美学

作为西方极其重要的哲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爱留根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无”或“不存在”的概念对上帝的理解和思考,这种空前深刻的考量集中体现为一种辩证关系:上帝既是绝对的隐匿,又是通过自我显现的创世!如何在绝对的分裂中保证上帝的独一和完善?如何使上帝在绝对超然的隐匿之无中自我显现和创世?这既是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学关切的根本。爱留根纳通过他的神学美学给出了天才的回答。     

上帝的名字及其翻译

基督教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巨大,其中上帝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圣经》中,上帝关于自己的称谓是“我是我所是”。中译文则是“我是自有永有的”。探讨这句话的中译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文本本身,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基督教思想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     

面对基督教: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不同取向——兼论尼采对克尔凯郭尔的批判

本文以互读的方法试图揭示克尔凯郭尔与尼采面对基督教信仰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克尔凯郭尔坚持生存者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尼采认为上帝的"全知全能"性正是上帝要被杀死的原因;克尔凯郭尔极力张扬基督教人本主义思想,而尼采则批判基督教人本主义的虚妄性和奴隶本性。尼采认为,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上帝正是形而上学式思想的残余,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基督教哲学";是尼采彻底颠覆了形而上学,真正使哲学的关注点落实到了人的"生活世界"。     

论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的道德问题

“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是在以基督教传统为文化背景的近代西方提出的问题①,但正如何怀宏先生所指出,这里的“上帝”可置换成上天、鬼神、六道轮回等传统中国人熟悉的信仰②,因而它是个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尤其因为现代中国处于     

论两种上帝观

基督教演变到今天,它的上帝观日益多元化了,所以在这里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上帝观,和基督教正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之间根本差异。 现代中国人听到上帝这个称呼,容易直接理解成基督教唯一真神耶和华。实际上,上帝这个称呼中国古已有之,而非舶来品;把《圣经》中的耶和     

我读《圣经》

亲爱的朋友: 你好！ 回信已拜读。“象上帝爱人一样地去‘爱邻人’,虽然在‘实践理性’上很难做到,但在‘纯粹理性’上却很难说有什么错。但愿你我能由知之‘易’而易行之‘难’吧！”谢谢你对我的鼓励,此话当为你我共勉！ 你信上说,基督教之“原罪”说让你无法接受。你说,且不说我们这类“十等公     

基督教和儒家之“爱”略述

儒家和基督教都提倡“爱”,但“爱”在二者中性质是有差别的。儒家主张“仁爱”,力求君民互爱,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追求充满“仁爱”的社会秩序。这种仁爱和爱神的关系不大。基督教要求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具有“圣爱”性质。因上帝爱我,我也要像上帝爱我那样去爱邻人,人们彼此相爱是为了爱神。儒家的“仁爱”要运用一定的善恶标准进行选择,是将“小人”排斥在外的;基督教的爱具有极大的超越性,主张爱一切人。     

基督在中国--一名中國基督徒對基督論的一些思考

中国基督教是自西方传来的,因而常常被人视为洋教,基督教所传讲的上帝也被人看作外国人的上帝.许多年以前,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开始意识到,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阐述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以使基督教本色化,乃是很重要的.     

圣乐的美

区别世俗音乐的基督教圣乐，有其特定的神学内涵，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本质，它是基督徒宗教意识与生命理想的美学表现。 两千年来，基督徒遵从圣经的指示，“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音乐成为崇拜活动不可或缺的仪式。而基督教圣乐所表现的神学内容来自《圣经》的启示。这部西方文学史、宗教文化史上的典籍，运用十分生动的文学语言叙述、描绘上帝创造万物的大能；表达了对上帝智慧和权力的敬畏；对人类始祖原罪的认同；对上帝舍子救人类罪恶的感恩；还具体生动地描绘了圣母玛丽亚受孕神灵，圣子降生在马槽等系列传奇色彩的基督教神话故事…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反映出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但相信上帝的存在,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特征。     

基督在中国——一名中国基督徒对基督论的一些思考

中国基督教是自西方传来的, 因而常常被人视为洋教,基督教所传讲的上帝也被人看作外国人的上帝。许多年以前,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们开始意识到,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阐述基督徒的灵性经验,以使基督教本色化,乃是很重要的。于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教会艺术、音乐、崇拜以及建筑物出现了。     

“国故新知”：王阳明的存在主义之发现

“国故新知”：王阳明的存在主义之发现——对陈来《有无之境》一书的思考穆南珂一时下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除深刻复杂的背景外，尚有一种机缘：上帝死了！普遍的西方人恐慌和某些西方人对东方古典的青睐。于是我们重新审视似乎已被放逐的传统文化，试图（包含为西方人）寻找一条摆脱或超越困境的精神之路。某些研究“国学”的人身上也表现出那种既为“国师”又肩负着拯救世界之使命的道玄和庄重。对中国古典的“考古学”结果，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传统文化如此众多的优良品格和西方人文价值。更进一步的研究在于：通过“考古学”和解释学…     

召唤与职业:驳韦伯对基督教职业观的理解——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思想出发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职业与天职联系起来,并从这一角度指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该文认为这种直接的联系的基础是自然神论。通过引入克尔恺郭尔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笔者将论证,一方面,由自然神论衍生的基督教职业观在克尔恺郭尔的视野下是错误的,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生存的偶然性境遇之一,因此不是上帝的“召唤”。根据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教的阐释,上帝的召唤是超越性的,这决定了它不可能直接地被人的理性理解,它以一种独特的———我称之为“否定性的”、“间接的”———方式被领会,召唤超越于职业,前者超越了人的理性,而后者是理性分工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上帝的召唤又与职业有关系。偶然性境遇恰恰是上帝进行召唤以及人作出回应的“场合”(occassion),一个基督徒如果占据某一职业,那么他(她)就必须辛勤劳动,甘愿“受苦”(suffering),韦伯正确地看到了基督徒对职业的重视、在职业上吃苦耐劳的表现,但未能正确地解释其原因。总之,依据克尔恺郭尔的思想,存在着一种有别于韦伯的基督教职业观,从而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是值得疑问的。     

"亚当"问题--《旧约·创世纪》的文本学解读

《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奉的经典,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是一种广义上的基督教,基督教也有一些教派不承认《旧约》。它是西方文明源流之一的希伯来文明的结晶,为《新约》和基督教的诞生奠定了神学理论基础。它对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旧约》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典籍之一。《旧约》也存在着许多难于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旧约·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第六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创1:27)(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造…     

论阿奎那自然神学的理性诉求及其近代反动

本文主要通过两种宗教哲学类型——阿奎那的宇宙论方式和克尔凯郭尔的虔信主义,从历史上说明西方基督教哲学是如何回答人和上帝这一核心问题,如何解决理性和信仰这一内在矛盾的。为弥补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不足,阿奎那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宇宙论证明。然而这种证明不仅被康德斥之为理性的“幻想”,而且也被克尔凯郭尔的虔信主义所不容。信仰对象的理性不确定性始终是基督教哲学难以消除的“硬核”。     

基于文化生态模式比较的和谐思想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源头的齐鲁文化,其实体是由儒、道、法、墨等文脉构成的,它们揭示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脉络,并以多元理论诠释了实现普遍和谐与稳定的思想。基督教是西方传统文化“基因图谱”的根源,它以宗教的方式阐释了上帝是造就人类社会至善至美的始动者,信奉上帝所言而行是创造和谐的必然。本文通过对不同文化生态模式的比较,析离出中西方和谐观各自产生的本源及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寻找“上帝的启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先后对中国的释、儒、道三教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和过程有必要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宗教是为了在其中寻找"上帝的启示",以此证明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有虔诚的上帝信仰,以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戒心和敌意。在西方社会塑造一个有着虔诚上帝信仰的中国形象,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从而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