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与罗尔斯的两种道德建构主义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解读

在批判道德实在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道德建构主义的方法。道德建构主义的方法认为正义原则是道德主体在原初状态的程序下建构的结果。与道德实在论相对,道德建构主义主张正义原则的建构特点;与道德相对主义相对,道德建构主义主张正义原则的客观性。罗尔斯对于道德建构主体的设定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点,对于道德客观性的论述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罗尔斯应得理论的不对称性

个人主义的道德或伦理致思与柏拉图式的整体主义社会利益分配方案似乎本应是相互隔绝的,但是罗尔斯硬是把它们扭合在一起,于是,他的理论就显得极为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应得"这一概念的描述中。分配正义中的应得是制度性应得,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是道德应得。批评者认为罗尔斯无法自洽地主张这种不对称性。罗尔斯主张分配正义中的应得要受休谟式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审查,而惩罚正义中的应得,由于其基础是与自然主义的世界相隔离的"自然"的道德义务,则被免去了要面对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追问的负担。而如果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可以并存,分配正义中制度性应得概念和惩罚正义中的道德应得概念就不矛盾了。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谈道德哲学与政治证明的关系

为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重新确立政治统一性,罗尔斯提出了非完备性的政治证明方式。哈贝马斯不同意罗尔斯的观点,他提出程序主义的证明方式。程序主义的证明方式没有割裂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哈贝马斯的批判是中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哲学不能脱离伦理信念的支持。     

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重建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试图在传统的宗教基础失效之后,重建道德,为道德规范提供新的基础。通过对道德意识的思考,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内在超越视角,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话语伦理学仍有自己的理论局限,但它的道德视角重建却为在当代多元化社会中达成规范共识指出了一条途径。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兼评康德、罗尔斯义务论的有限性

对"价值合理性"和"选择意识"的重视是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所在。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自形而上学、黑格尔之后,正在向合理性理论归拢,这就赋予合理性以哲学准绳的使命,一切形态的哲学理论必当接受合理性的审视。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义务论以不同的方式宣示着其理论的普遍性,但经由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审视之后,他们立论前提的"工具性"、"封闭性"和"主体性"等有限性特征暴露无遗。由此可见,把立论前提置于"开放性"和"主体间性"之上,有助于促进义务论的普遍性重建。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视阈下的道德分歧

史蒂文森主张道德分歧是态度分歧,而吉伯德认为道德分歧是计划分歧。他们的理论都与事实不相符,因为两个人之间有对立态度或者计划有差异并不代表两人之间一定有道德分歧。道德分歧应该是规定分歧,是假想情况下和理想情况下分歧双方的规范性讨论,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态度对立或者计划分歧。同样,信念分歧也可以理解为假想和理想条件下的规范性讨论。规定分歧理论比史蒂文森和吉伯德的理论都更完善,它能解释后者不能解释的、直觉上的分歧,同时它为道德分歧和信念分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     

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

伦理学界近些年来有种观点反对"伦理就是道德"的俗成看法,认为伦理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张要在将两者区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拓展和深入这种具有重要学理意义的观点,需要提出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及其逻辑建构的学术话题。伦理的必然性可以从"自然而然"和"人为使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的品质要素本性都是自由的,然而只有恪守伦理必然性限定的尺度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建构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的逻辑关系,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从三个逻辑方向展开。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承认还是平等?——霍耐特与朗西埃之争

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朗西埃的"平等"学说共同致力于社会批判,但两者在批判方法、价值原则与政治路径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霍耐特主张以社会哲学方法分析病态社会,朗西埃则认为应当以歧义理性认识社会。霍耐特坚持平等从属于自由,从自由出发构建获得承认的社会条件;朗西埃则主张将平等作为正义的核心,通过实践平等来扰乱并中断治安秩序,在重构政治的过程中实现解放。两者关于"承认还是平等"的争论,再次凸显了"在感性生活与理性原则的偏离之中如何实现解放政治"的问题。     

主体性、主体间性及道德实践中的言与行——哈贝马斯的论辩伦理与儒家道德学说之比较

哈贝马斯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重建公共道德、达致社会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之上的、主体间的、以共识为目标的道德论辩.这一构想因其空想性、其对语言性论辩过程的过分倚重以及对道德原则主体性的忽视而受到各方的批评与质疑.与之相比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承认道德主体间性的同时,肯定并强调道德的主体性,既注重道德问题的论辩性,更注重其实践性,从而为克服哈贝马斯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意义的出路.     

整体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通过同蒯因、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等人的批判性对话，罗尔斯在诸如“分析性”真理、命名与意义等分析哲学论题上表达了立场，以此回答了关于道德理论之性质和正义理论建构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些讨论在文本上虽然零散，实则可以融贯地统摄在一种整体论知识观之下。依托这种知识观，罗尔斯论证了道德理论的独立性，他在诸如正义理论的主题、理性多元论、基于重叠共识的稳定性等实质性问题上的主张也得到了支持。因此可以说，整体论构成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罗尔斯从知识论层面为道德理论奠基的尝试，体现了他统一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分离的世界的努力。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建构

哈贝马斯把道德规范视为一种主体间性结构,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规范进行建构:一是在先验层面上,渗透重建后的理性即交往理性于道德规范之中,矫正其中的强制性关系和被扭曲部分;二是在现实层面上,通过相互作用建立理想的主体间性结构,依据角色结构的发展促使个体道德资质的形成,凭借原则提供道德依据和资源。哈贝马斯对道德规范的如此建构,确保了道德规范的可论证性和实践有效性,使道德问题重新诉诸一种更完善化的理性观念,最终使道德自我与相关他者实现内在的统一。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