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何为美德：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视角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分歧不在于前者强调美德或性格,而后者只考虑何为正确的行动;相反,他们都充分注意到了道德行动对人的性格或美德的依赖。但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道德行动应该出于义务还是美德,还在于美德究竟应当依据自然目的还是实践理性来加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美德伦理与义务论的区别,还反映了对美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德伦理需要认真对待来自康德哲学的批评,回应现代人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需求,才能迎来真正的复兴。     

快乐的本性及其在好生活中的位置——从德性伦理学的视域看

西方伦理学中的快乐主义虽然把快乐作为第一原则,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界定快乐的本性,由此也带来理论与实践中的重重困境.亚里士多德通过“意见”剥离的方法层层推进,最终得出“快乐是德性活动的必然伴随,且加强着此种活动”.这种对快乐本性的根本厘清一方面纠正了快乐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也把快乐放在“好生活”的恰当位置上.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

密尔对边沁的最著名的背离是他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的区分。事实上,密尔并没有坚持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或者高等快乐必然地主宰低等快乐,并且这种区分与快乐主义是相互兼容的。关于"快乐"有两种解释:精神状态说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后一种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而且可以使他回应一些有名的问题,如克里斯普的"海顿和牡蛎"问题以及诺齐克的"体验机"难题,而且与密尔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手段抑或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思虑之对象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对他而言,欲望是设定目的的,思虑为实现欲望目的而寻求手段或工具。对于这个区分的解释,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持休谟主义的解读,认为理性是为欲望服务的;另一种持理智主义立场,认为理性思虑不会局限在寻求手段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理性思虑可以设定目的。本文在分析这两种解读各自的合理之处与存在的问题之后,进而考察一种被以上两种解释所忽略的情况,以此尝试提出一种可以兼容两种立场的解读。     

伊壁鸠鲁的快乐论及其伦理反思

伊壁鸠鲁的快乐论认为,快乐是天生的最高的善,理性是快乐的工具,哲学是医治心灵痛苦的良药,美德是获得快乐的手段。他的思想曾一度受到普遍欢迎,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快乐论,对于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教育极具警示意义。     

有美德的行动与有美德者的快乐

有美德的行动之情感体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家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注意到有美德的行动与快乐具有紧密关联的哲学家,但其相关讨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尚难令人满意。我们认为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这种快乐源于有美德者自身所具有的良善意向的现实展开或实现而取得的某种精神满足,属于一种所谓的意向性快乐,因此我们的观点更多指向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它并不意味着一种道德精英主义的立场。把握有美德的行动需给相应的有美德者以快乐,不仅是把握有美德的行动自身所具特质之关键,而且还是把握美德伦理对恰当行为动机的强调之关键。     

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

一、导言: 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若干进路从最近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 以往的科学哲学都可以被称为传统科学哲学。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 我们知道, 按照历史进程它又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即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两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科学理性研究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分开, 认为对理论理性的逻辑分析是理解科学理性的唯一途径, 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许多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 因为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重新整合, 从而对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

一科学实践哲学兴起的研究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当代哲学对实践的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实践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科学哲学,如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分开,认为对理论理生的逻辑分析是理解科学理性的惟一途径,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后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重新整合,从而对科学理生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怀疑主义态度,使得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日渐衰落.     

存在与一:皮科·米兰多拉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柏拉图的复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其中,斐奇诺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是一,高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最高本原存在,学习亚里士多德是学习柏拉图的基础准备。而皮科·米兰多拉则认为,在存在与一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本文试结合皮科《论存在与一》的文本,分析表明: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主要依据托马斯主义和基督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以伪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皮科的这一调和方案,虽然既不可能容于斐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也不可能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对于重新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对于构建他的古代神学、实现哲学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庸的”无神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关于神及神事的论述初探

亚里士多德谈论哲学、幸福、智慧、美德,分析运动、灵魂、原因等诸观念时无不涉及“神”这一概念。不过,这个明显不同于奥林珀斯山众神的“神”,在自然哲人那里未曾有明确定义,亚里士多德却以哲学的方式将之确立起来。这个“神”既是哲学的最高原则,也是无形之中否弃传统诸神的利器。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神”更接近无神论,或者说更有可能颠覆传统的诸神信仰。然而,透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神与神事的论述,我们却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层面对传统诸神信仰的维护和建构。本文试图探究亚里士多德在这些作品中如何论及神与神事,并尝试理解其意图。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迈克尔·斯洛特旨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方式建构美德理论。为此,他特别重视"移情"在美德伦理体系中的功能。在他看来,移情促使行为者实施合乎美德的正确行为,做出合乎美德的恰当评价。然而,移情既不是美德行动或评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们的充分条件。移情的成功至少还依赖于行为者的优良品质、准确判断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不真实或不可能,也不意味着移情在美德伦理学中毫无价值。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美德伦理无须排斥移情,而应当将之纳入实践理性的合适环节之中。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 ——基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看作不可与身体分离的生命的形式。他区分植物性灵魂、动物性灵魂与思想性灵魂。借助对有理智的生命的灵魂结构的解释和对思想本身的结构的解释,亚里士多德使思想在灵魂中获得了最重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驱动人的运动的最后原因。在人的灵魂中,他区分两种指向善的原因——思想与欲求。欲求被看作灵魂的思想性活动部分与动物性活动部分趋向善对象的气质倾向。他区分欲求的三个要素:思想活动部分的希望、动物性活动部分的欲望与感情。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结构在理论上容许在灵魂的动物性活动部分拥有区别于欲望的欲求。这种欲求被解释为对于肉体快乐以外的其他快乐,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被解释为选择。     

普罗提诺论幸福兼驳亚里士多德

一方面,普罗提诺继承了古代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幸福伦理的理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普罗提诺又从两方面批评了亚里士多德:(1)幸福是纯粹理智活动,既不包含快乐也不包含偶性的善;(2)幸福不限于人,动植物也可以是幸福的。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在局部意义上也是对整个古代西方幸福伦理的批评,并造成了一种新的幸福伦理观念。普罗提诺的幸福伦理是古代西方伦理观念的重要转折,为西方思想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伦理观。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由抉择论"评析

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不是第一位以"自由抉择"为题来讨论人的自由的经院哲学家,但是在基督教哲学史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最为全面和完整,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意义拓展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有效地调和了当时经院哲学内部的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之争,而且成功地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论中引申出自由的判断与自由的选择相结合的"理性意欲说",从而使人的自由"在内容上成为意志的行为,在形式上成为理智的行为".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道德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虽然提出了实践性的思维理路,但是却并没有贯彻始终,而是最终又偏向于理论理性式的形而上学思维理路.而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一方面遮蔽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善与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纳入了亚里士多德知性本体论的内容和形上思维模式,如此就使哲学性的道德反思和现实实践性的道德行为之间拉开了距离,进而使前者把道德问题总是作为一种“孤立性的”、“独断性的”、“理论思辨式的”形上思考,而忽视了蕴含于生活实践境遇基础上的历史文化维度.如此就使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成为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无根浮萍.所以重新彰显道德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就成为解决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困境的一种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