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2018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40周年,年届"不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行进中的一些整体性的、阶段性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已经相对明晰地呈现出来,使我们有可能、也有条件对其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阐释和总结,以期以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积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开拓前进的借鉴和滋养。概言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

生态农业是一种生态可持续、利益共分享的普惠型农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生态农业的伦理"应当"就是保有并发展土地和生态系统的生命价值,以此为前提获取经济价值。就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而言,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在于摆脱资本逻辑和工业理念的控制,以生态农业构建平等互利、共信负责、合作共赢的人际关系。生态农业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共赢,追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利益的实现,维护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海南生态循环农业同样应承担双重伦理"应当",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绿色兴农、共享富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形态表现。它具有丰富内涵,既有异于中华伦理文明旧有形态,也有异于外国伦理文明形态,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有着根本区别。探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是推进“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研究”的根本和关键。一、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经济伦理在资本的时代如何可能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资本时代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私人利益压倒公共事务,公善为资本让路;第二,资本要求无止境地普遍化和理性化。当这两个特征走向极致时,就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换言之,资本的逻辑没有它看似所具有的合理性、神圣性和正当性。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既然资本的逻辑本身没有它的正当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跳出资本自身的逻辑来寻求某种非资本的逻辑,从而重新引导我们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经济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世界和谐: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的伦理诉求

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世界和谐是构建性的。以世界和谐为伦理诉求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遵循公正与共生的伦理原则。同时,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有关主权、人权、国际责任、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世界和谐。     

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维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中国道路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构成了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的核心规定性,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类社会"原则以及"和平主义"性质等为基本底色。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悖论”的揭示及超越

慈善的性质和底色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慈善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基于利益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揭示了其三重悖论：经济悖论体现为后置的分配正义与前端的生产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政治悖论体现为慈善资本主义与资本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为慈善的博爱精神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慈善是对慈善的异化，唯有从“资本为王的伪善”走向“人民至上的真善”,才能实现对“慈善悖论”的本质性超越。这对于识别资本逻辑下的慈善话语陷阱、建构社会主义慈善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镜鉴价值和实践效应。     

资本逻辑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必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生态危机。异化消费既是劳动异化的表征,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重要推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离不开资本,需要资本作为中国道路的铺路石,但资本逻辑又使生态环境问题凸显,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直面资本逻辑,承认资本逻辑及其作用的存在,驾驭好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是也只能是驾驭资本的结果。     

资本的扩张与村落的“终结”——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追求自我增殖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必然成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并日渐获得其在现代乡村社会的宰制性地位;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不断实现对传统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资本化"扩张,并由此加速了村落"终结"的进程。应当看到,此种村落"终结"并不仅仅体现为村落数量的减少,更在于资本逻辑作用下传统村庄伦理共同体的衰落及其作为乡村伦理文化根基与载体功能的式微。易而言之,村落终结并不单纯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村落减少,而在于村落所体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共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终结"。在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通过对资本逻辑有效的伦理规约,既维持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又为资本的空间扩张框定必要的伦理边界,从而实现村落的"重生"。     

低碳城市建设的伦理规制

低碳城市建设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因此,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对人类行为进行伦理规制:一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在价值论层面上以价值理性限制资本的逻辑;三是在人生论层面上以适度原则抵制消费主义.     

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

本文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有关内容为依据,从经济、伦理、宗教三者的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分析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在于从经济伦理的视角,探寻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受挫的原因;寻求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契合点。本文认为,在现代化的经济背景下,伊斯兰经济伦理必须经过现代性的改革,才能再次为阿拉伯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     

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所谓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神话”逐渐“破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遭遇“瓶颈”。针对西方现代化,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反启蒙”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不仅是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在经历苏联解体、“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传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的复兴,并尝试建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明形态,以此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挑战,对西方现代化的“俄罗斯式反思”,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启示意义。     

坚守中道 抵御极端 关于伊斯兰教领域去极端化的思考

正就伊斯兰教领域而言,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如贫穷和被边缘化,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刺激,对宗教教义和经典的错误理解甚至歪曲,扭曲的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等等。极端主义对世界和平的破坏     

性别伦理与合作偏好——女性主义国际合作观述评

国际合作是构筑世界和平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合作是一种以达成利益分配为基准的获利性的交往行为,因而合作难以达成抑或充满变数。女性主义对国际合作有着特殊的认知和偏好,它试图融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及其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认知均彰显了强烈鲜明的合作观念。女性主义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并赋予国际合作以稳定性和牢固性。只有两种性别伦理的合作偏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     

摆脱全球政治伦理困境的中国方案

全球政治伦理是人们在全球化时代的一般性政治价值规范和约束规则,它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逻辑在全球扩张的影响而面临多重困境。"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当代的深化发展,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蕴含着平等、公正等政治伦理内涵,顺应了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变革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对中外政治伦理的反思、扬弃与发展,是中国为全球政治伦理变革贡献的中国方案。     

列维纳斯的好客伦理及其对构建和平世界的启示

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原初关系的考察,列维纳斯构建了一种以绝对的责任和爱为基础的好客伦理。这种好客伦理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解构,它包含了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的伦理品质。这种好客伦理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奠定基础。人类的和平不能通过战争与建立帝国来实现,只能通过个体的面对面的伦理的善来实现。由个体间伦理的善延伸到族群、国家关系,才能构建和平的世界。好客伦理告诉我们: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应该是伦理,责任与爱是个体、民族、国家之间差异而和平地共处的基础。     

谱写新时代伦理学发展的新篇章——“2017中国伦理学大会”综述

正中国伦理学会主办的"2017中国伦理学大会"于2017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时代与道德建设"。一、伦理视阈下的新时代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指出,新时代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世界性的,中国经过六十余年的顽强努力,终于走出了近代一百多年屈辱和落后挨打的历史阴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一种是自身性的,中国要走的是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遵循资本的逻辑,还遵循文化的逻辑、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析经济增长中的伦理代价

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话题 ,但是 ,如何发展的问题世界各国远没有达成共识 ,人们为不协调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伦理代价、社会伦理代价以及主体伦理代价是对这种代价问题的伦理学反思。它的研究旨在告诫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要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充分利用和发挥发达国家不可能具备的“迟发展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