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的自由原则与道德权利概念

对于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捍卫的自由原则,传统的解释一般以第一章为重点,这个解释方案被称为"伤害原则",即社会或国家权威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但这个基于伤害概念的解释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密尔在《论自由》的后半部分为自由原则提出了与第一章不同的表述,其文本上的不一致为我们深入理解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利主义框架内的权利概念提供了很多的解释空间。     

密尔与伯林自由观对勘

密尔是19世纪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广大民众获得广泛的政治权利之后,另一种压制力量——“多数人的暴政”——正在隐秘地侵袭个人自由.密尔试图以“自我保护”为原则给个人自由划定一条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边界.伯林面对20世纪人类自己造成的巨大灾难,认为“理性一元论”所形成的“观念的压迫”是其根本原因.他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对抗“观念的压迫”,提醒人们警惕“积极自由”的变异.伯林的自由观是在继承、批判和发展密尔自由观基础之上形成的.     

伤害、利益与权利——理解密尔伤害原则的新视角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伤害原则是《论自由》一书的核心原则,但由于他对"伤害"一词界定不清,所以这一原则一直饱受批评。密尔笔下的"伤害"实际上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利的基础在于安全,安全包含生命、自由、财产、合理期望、公平方面得到保证等要素。密尔的伤害原则在现实应用中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中,这一原则的应用受到限定。另外,伤害原则也不适用于儿童以及野蛮社会。     

密尔幸福概念之于功利原则辩护的价值分析

密尔的幸福概念由于具备具体性、多样性、复合性、目的性和等级性特征,克服了边沁以快乐作为功利(幸福)概念内涵的唯一构成成分所导致的功利概念的单一性、抽象性和功利计算困难的缺陷,使得功利原则所遭受的很多指责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解掉,因此,密尔的幸福概念对于功利原则合理性的辩护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密尔的幸福概念仍然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难以成为人们行动的具体而明确的标准,因而对于规范人的行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父爱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卫生规制

在公共卫生规制中,政府常常依据父爱主义原则对个人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以维护(或增进)个人福祉。当对非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弱父爱主义;当对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强父爱主义。其中,弱父爱主义因其是对行为人"非自愿"(非理性)的补正以帮助其恢复到"自愿"(理性)状态,因而较容易得到辩护。但是,强父爱主义是对行为人自愿的涉己行为的干预,因行为人并非欠缺理性,因而在论证上存在困难。在公共卫生规制中,弱父爱主义是对能力欠缺者的保护;强父爱主义是对个人自冒风险的防范。     

自由与功利之间——密尔伦理思想的双重诉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功利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诉求,自由原则则赋予个体的自由权利以价值优先性.密尔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来证明个体自由,致力于论证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致与契合,但实际上若要追求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的融合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执守严格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坚持一般的自由主义.因此,功利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最好的哲学基础.     

对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苦乐原理、效果论和功利原则这样三个理论基点所构成。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困境的三原理。苦乐原理由于没有进行内在的质的区分,为密尔所修正,但密尔的修正突出了苦乐原理与效果论的内在不一致;同时,密尔以自我牺牲来补充功利主义,又暴露了功利主义原则的内在矛盾。还有,密尔以平等权利来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辩护,恰恰表明功利原则并非是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基础性原则或终极原则。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则进一步暴露了功利主义的非正义性特性。功利主义的这样三个典范表明仅仅诉诸功利原则无从走出内在逻辑困境。布兰特援引认知理论以及道义论原则,笔认为这才使功利主义从其困境中走出。     

分配正义:重新反思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罗尔斯虽然认为密尔是一个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指出他的功利主义像其他 形态的功利主义一样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忽略分配正义,特别是为了实 现功利最大化而牺牲自由。实际上,作为密尔功利主义首要原则的功利原则蕴含着分配正义 的要素,即功利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或者说每个人对幸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不仅 如此,作为其功利主义次级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也非常相近 。密尔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不具备的优势:明显的历史性优 势以及有效处理相互冲突的自由的优势。     

密尔"不伤害"原则及其对行政权力的道德限定

密尔把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行政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表述为一个基本原则,即"不伤害"原则."不伤害"原则对行政权力给予道德限定,既保证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又要求政府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承担起政府建设性的公共职能."不伤害"原则为行政权力在有为与无为之间确立了合理性限度.     

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探——以“不逆诈,不亿不信”为切入点

人们在讨论儒家视域中的"金规则"时,往往只引用《论语》中的有限几条。事实上,整部《论语》有许多文本材料都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关,比如"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对此,可以借鉴法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引入"清白"这一法学术语,借用博弈思维,按照"利者,义之和也"的进路,设计一个伦理学实验。进而经过论证可知,在互相"逆诈"的"囚徒困境"中存在着一条必然导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仇必和而解"之路。康德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包含对己、对他或共同的责任意识。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看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逆诈,不亿不信",既是自我限制的原则,也是沟通的原则。     

密尔功利主义中的“人”——两种“人”的图景的接榫与断裂

密尔的功利主义包含了两种"人"的图景。在《功利主义》中,人以"有资格的人"的形象出现,他是社会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利他性;在《论自由》中,人以自由个体的形象出现,其特征是个性和自主。尽管这两种"人"都能纳入密尔的功利主义框架内,但两者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它们有接榫,但亦存在断裂。     

对密尔思想言论自由的评述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其《论自由》著作中,指出思想言论自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由。文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对密尔的思想言论自由进行评述。     

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透视与批判

洛克财产权理论为后世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奠定了劳动原则与个人所有原则。从表面上看,洛克财产权理论的两大原则与马克思劳动理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事实上,马克思通过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区分,证明了洛克的劳动原则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正当性依据;并根据商品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揭示自由主义在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时陷入劳动幻象的根源与机制。同时,马克思在劳动力商品化的分析中通过描述劳动者与劳动力分离的历史过程,对洛克自我所有原则进行前提性批判,即人与人格的区分是自我所有原则的前提,而人与人格的区分是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法的前提。     

论迈克尔·史密斯对动机休谟主义的辩护

在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康德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进路,其核心主张可被归纳为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阵营的迈克尔·史密斯主张,不论在强的意义上还是弱的意义上,休谟主义都是对动机本质的唯一正确解释,对此他展开了三重激烈的辩护:一是区分了行动的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二是反驳了对欲望本质的现象学理解;三是澄清了激发性理由的目的论意蕴。在展开如上三重辩护的同时,史密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动机理论,进而对康德主义构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过当史密斯将欲望作为核心要素去解释行动时,他对欲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欲望要么是在解释行动上不可能的,要么是在与"无意"的概念区分上模糊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广义欲望的策略并不必然能够得出欲望在动机中更基础的结论。对此,史密斯都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

密尔对边沁的最著名的背离是他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的区分。事实上,密尔并没有坚持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或者高等快乐必然地主宰低等快乐,并且这种区分与快乐主义是相互兼容的。关于"快乐"有两种解释:精神状态说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后一种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而且可以使他回应一些有名的问题,如克里斯普的"海顿和牡蛎"问题以及诺齐克的"体验机"难题,而且与密尔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自由主义儒学是否可能?

在各种可能的儒学进路中,自由主义儒学颇受关注,但这一进路在群己权界问题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困难。本文择取卖淫问题作为儒学进路的试金石,通过虚拟对话揭示儒学和自由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各自立场。自由主义主张卖淫合法化有三个基本根据:性可以成为商品、性交易合乎帕累托标准、自我所有权是人们性自由交易的权利依据。在这一检验过程中,这三大根据都无法在儒学中得到证成,而儒学以家庭为本的群己观势将反对卖淫,并与自由主义构成群己权界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公共辩护理念

公共辩护理念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从根本上说,公共辩护可以看作是自由平等公民间就他们在公共生活中采纳何种"相待之道"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和论辩,它主要诉诸公民的实践理性,是公民彼此间要求理由和给出理由的一种实践。因此,政治领域的根本原则获得公共辩护的标准,不可能存在于某些理性无法理解的、未"祛魅"的实体那里;也不能等同于理论理性领域里的正确的逻辑推演或因果推导。这种检验标准只能是:在满足实践理性所有相关要求的条件下,它是自由平等、理性而又合乎情理的人们彼此都可以合理接受的原则。这个标准里蕴含着政治自由主义公共辩护事业的双重目标或双重要求:它试图为政治权威行使的正当性提供好的规范理由,但这些理由又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们可以合理接受的。     

论莱纳·福斯特作为辩护的正义思想

莱纳·福斯特认为,人是辩护的动物,正义观念可以获得合理的辩护,而且指向唯一的根源——辩护的权利;我们应该在辩护权利的基础上理解社会政治正义,并相应地建立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可以说,他主张一种作为辩护的正义。作为辩护的正义以辩护的权利为基础,同时以相互性和普遍性为原则对辩护关系本身进行批判。作为辩护的正义被怀疑是一种纯粹程序的理论,只能为建立正义关系制定程序,而不介入实质的正义讨论。福斯特对这一怀疑进行了反驳,并将作为辩护的正义观念扩展到全球领域。     

为柯亨的平等主义风尚辩护

柯亨认为,罗尔斯差别原则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公正的强制性规则,而且还需要一种贯穿个人选择之中的平等主义风尚。对于这种平等主义风尚,有妨碍职业自由、伤害到最不利者的尊严以及这种风尚无法实现三种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并不成功。同时,也存在从保护职业自由的角度、从用好"才能"的角度、从运用辩护性共同体的角度三种修正平等主义风尚的方法,其中前两种修正存在一定问题,第三种则更为成功。     

精神科医师医疗干涉权的伦理限度

精神科医师特殊干涉权,因精神科领域医疗活动的行为、对象及医师权利具有特殊性,同时符合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和公正原则,这也是医师自主权的合理运用,因此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干涉权由于经常被扩张化而侵犯了患者的利益.由此提出干涉权必须坚持人道主义精神的、坚持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以及技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