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中的佛教意境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诗歌数量最多的一个,他曾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闲适诗是其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表明他自己对于时人并不重视的闲适诗十分珍视。白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他受这三种思潮影响都很深。白居易自称“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师傅是中唐禅宗高僧佛光如满和尚,曾于香山“结香火社”。白…     

巴门尼德哲学诗序曲发微

鉴于与缪斯智慧的区分以及对智慧原则的概念把握,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是把握希腊哲学开端的关键;鉴于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整体,哲学诗的序曲则是把握哲学开端的钥匙,因为序曲本质上内含于巴门尼德哲学的事情本身之中,构成这一哲学整体得以肇始的契机,一则作为巴门尼德教谕诗的敞开步骤,一则作为他的哲学展开的准备性入口。序曲中知道的有朽者的旅途和道路展现了有朽之人在不朽者规定下以达致哲学求知为目标的自我区分。序曲作为诗歌既与智慧之知相区别、相呼应,又在开启哲学求知的意义上实现为逻格斯的区分——基于巴门尼德哲学的整体而被把握为如此这般的逻格斯区分的当下呈现。     

虚云大师诗歌创作特征析论

虚云不仅是一代佛学大师,而且擅长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造诣颇深。在他笔下,诗歌既可用来表达佛法禅理、禅修心得,又可借之开示学人、劝人起信,与其弘宗扬教的宏愿相契合。虚云诗歌创作特征主要有三:一是注重言志,兼顾缘情;二为取象自然,绘境空灵;三乃不拘格套,有意忌俗。他在僧诗发展史乃至佛教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已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皂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古人捕捉灵感轶事

正"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的这句诗真实地道出了创作灵感的特点及重要性。对于文人墨客来说,创作灵感确如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初春的第一声惊雷,弥足珍贵。因此,古代的文人墨客无不绞尽脑汁地捕捉灵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诗成癖,有"诗魔"之称,他一生创作诗歌近3000首。白居易平时捕捉灵感有一个绝招:随时随地把灵感装进陶罐里。白居易的书房中,放有很多陶罐,每个陶罐上面都分门别类地贴有标签。创作灵感光顾时,他便立即写下来,     

悠闲自适净心无尘——白居易《题玉泉寺》赏析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题玉泉寺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是唐代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他早年积极入世,贞元十六年举进士,为翰林学士、左拾遗,后虽遭遇些许坎坷,但终生为官,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一生儒、释、道思想杂糅,这在他的诗歌中均有所体现。特别是他对佛家思想情有独钟———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居士者,在家修行之佛弟子也———并且把对佛教的理解和体验运用于诗歌创作,为我国诗坛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白居易较为宽泛地接受了佛家思想。他早年习…     

唐代的山水诗与佛心禅意

说到唐代诗歌与佛教的关系,我们想到禅诗。但禅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说的禅诗是狭义的,那指的是佛教禅僧或修禅者如庞居士傅大士等人的作品,其形式是诗歌的,其用意在流露或表达他们的禅悟,其目的在于教授后学,使亦成佛果。这里我们主要说的是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歌。我们想探究一下这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颁布两千年大禧年诏令

若望保禄主教，天主众仆之仆向所有走向第三个千年的信友们祝祷健康并给予宗座降福１、教会准备跨越第三个千年的门槛，瞻仰天主子降生的奥迹。此时此刻我们更感到要以圣保禄的赞美及感恩诗歌，作为我们自己的诗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     

词学视野下的陆游诗歌

本文在词学视野下研究陆游诗歌,概括出陆游诗与词存在的三种关系:一是诗境类词境,二是诗句与词句多有如出一辙者,三是翻词意入诗。从中窥探出陆游诗歌中存在的词之信息,并在有关陆游诗歌的评论中,发现陆游诗以晚唐诗为中介而具有的词体因素。同时,本文认为陆游诗所具有的词体特征,也与秦观的影响及陆游本人的情感特质有关。     

圣诞夜,一轮明月——中国化圣诗《一轮明月歌》之赏析

<正>诗歌是一种书写心灵的文学艺术。《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诗歌抒发内心之愿望与情怀。一轮明白,数点寒星,映照羊身色如银,数位牧人和蔼可亲,围坐草地叙寒温;奇光灿烂,歌声绵蛮,牧人俯伏愕且惊!云中天使报告同声,神子已生伯利恒。     

中国诗歌与希伯来诗篇的意境神韵

<正>诗是情感共通的语言,诗不但可以跨越时代和民族,而且能打破人与人之间贫富、智愚、老少的界限;诗能够触摸人的心灵深处,引发共鸣,让人找到真正的自我其感人之深、影响之大,是公认的。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诗经》算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圣经中的《诗篇》、智慧诗歌(《约伯记》《箴言》)、爱歌(《雅歌》)和哀歌(《耶利米哀歌》)是来自希伯来的诗歌,在世界诗坛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它是"基督教的诗经",也是家传户诵的典籍;是普世教会崇拜的指南,也是信徒灵修的良伴。     

诗歌与世情牵挂

在《高僧传·竺僧度传》有两首诗,一赠一答。赠诗者为杨苕华,答诗者竺僧度。竺僧度,俗家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他少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与同郡杨德慎之女苕华定婚,未及成亲,双方长辈又相继亡故。竺僧度遭遇到这;惨痛无比的人生悲剧,遂万念俱灰,遁入空门。苕华服丧期满,修书并赠诗与僧度,希望他还乡,共储百年之好。苕华企图以世俗生活的美好去打动僧度,而僧度以性空之理去洞察人生,运用般若智慧之剑斩断了这一情缘,坚定了在佛门修行的意志,成为佛门弟子广为传诵的美谈。现在,我们先读苕华的赠诗,再赏僧度的答诗,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般若智慧在断绝尘缘方面的功力。     

杜甫的伦理观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推崇和爱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他的诗中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他留给我们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是其道德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 一,突破儒家伦理观的樊笼 杜甫出身于有过公侯之贵、鼎铭之勋,但又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世族家庭。从他的十三世祖晋代名将当阳侯杜预到他父亲杜闲,自晋至唐,历代都有人作官。儒家伦理观是这个世族家庭安身立命和仕进的传统道德准则。由于家庭教育、家族观念,杜甫便自然地形成儒家伦理观。为了继承和振兴这个世家“素业”。他抱定“奉儒守官”的宗     

哲学之诗——对柏拉图诗学观的一种解读

面对民众、面对城邦,即便是完成了对诗歌批判,哲学引领城邦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政治面前,哲学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它需要为自己戴上面具以避免遭受到危害。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哲学需要撒一些"高贵的谎言",然而哲学的求真求善特性又不允许哲人撒谎,他亟需一位盟友,这就是哲学之诗的创作原因。当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一对师生关系上来说,苏格拉底一生没有创作,他作为哲人以实际行动贯彻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柏拉图则通过对话的形式记录下老师的言行,这也是对"哲学之诗"的阐释。哲人意欲引导民众走向幸福,但哲人不说谎的特质和有待启发的民众之间的张力仍难以调和,诗学则是处理政治与哲学、民众与哲学之间矛盾的中介物。     

吴历及其“天学诗”(四)

<正>如果说《感咏圣会真理》九首诗歌是吴历在三巴寺修道期间所悟之作,可以称作是他的悟道诗的话,那么,《诵圣会源流》十二首则是他经过学习之后,真正认识福音真理之后的真情之作,这类诗歌对教义的理解     

《羔羊》及其背景分析

威廉·布莱克是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重想象、重灵感,将深邃的思想融汇于一套独特的、充满象征与神话的传说中,常常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作为英国前浪漫主史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布莱克的诗以其独创精神,内在活力,深刻的寓意,古朴率真与温柔亲切的特点而著称。他主张人与大自然协调一致,谴责社会生活中的非正义,在写作技巧方面运用自由体诗,这些都促进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诗歌《羔羊》（The Lamb）出自布莱克的代表作《天真之歌》,诗歌提出了关于上帝造物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世界所持的态度。本文从布莱克的宗教信仰及婚姻生活来分析《羔羊》诗歌的创作背景。     

浅谈王维诗歌与佛禅—从空、静、独论摩诘诗的佛趣

被称之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诗佛”王维,一方面在佛理中领悟社会与人生,并以之作为精神武器,去调和自己失衡的心理,从而获取那种他自称之为“无可无不可”、“苟身心相离,而理事俱如”的精神境界,以及那种让后世文人心仪、向往不止的集富贵山林于一身的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中获得一种虚静的创作心态,以审美的态度去观赏自然,描写自然,将佛理、人生、自然混融为一,并以精妙的审美形式将这些主观情趣表现出来,创造出集诗情、画意、佛理为一体的诗歌。王维诗歌中尤其善写“空”、“静”、“独”之景,寓托王维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     

另一种感人至深,恶魔的悲剧——初探弗罗贝尔的恶魔形象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联姻

弗罗贝尔懂得,绘画并不臣服于文学,也不应当为政治所利用,它应当有独立的语汇,从而使有文化历史积淀的题材内容能够最便捷又直观地抒发画家本人心中的情感,并将作品提升到一个诗的高度,因此弗罗贝尔并不忌讳艺术创作中借用文学情节。他诸多的作品其真正的原动力,就来自文学作品与诗歌。     

文贵有情 情以物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就是说,感人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文章之动人心魄的力量,也首先在于它蕴含的感情。古人谈到感情对写文章的重要性时曾有过不少论述,他们视情为文章的主干.梁代文论家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作者观察生活需要感情,构思作品需要感情。感情的冲动,推动着写作的进行.写文章要把丰富的感情注入文章的字里行间.     

论孔子《诗》学的解释学意趣和旨归

"兴"在孔子《诗》学里,主要是一种祈向己意的、不同于《诗》之原旨的解诗方法。作为"第一读者"的孔子,在《诗》学理论甫一架设之际就为后代规定了超越《诗》之本义的接受取向。概言之,孔子以"诗可以兴"为说《诗》者拓宽了理解与阐释的自由空间,但又非常聪明地用"思无邪"给这个空间划定了相对的界限,既赋予读者一定的生发自由,又明确指出了这种自由所必须前往的域限——儒家道统。从解释学的视域看,孔子在他的"述而不作"论中将"述"和"作"也同样规定了继承与更新、原旨与创生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