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的创造性改造

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今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不大触动,而只是因时代的变化对其做新的阐释,或者以认同儒学基本观念与思维方式为前提,走海外新儒学打通西方现代观念的道路。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需要用不断的新阐释使其既保持活力,又维系先秦儒学的中心化地位,但仅仅通过新阐释来延续儒家的基本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会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从"郊社之礼"看儒耶分歧

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利玛窦奉行“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补儒”,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本文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新教”);所谓“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道等宗教。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而中断,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更可注意者,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分…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资源论

如何对当代海外新儒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 ,应当根据他们自己的如是说。海外新儒学力图融合中西方精神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其观点、方法和目的都很有特色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文化资源论”的深刻理念 ,而且与“新传统主义”有所区别。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孔子博物观念辨正

在讨论先秦时代的博物观念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被广为援引。西学观念影响下的一些学者认为，孔子教导弟子从《诗》中学习动植物的“名称”，是中国先秦时代对自然界漠不关心、只注重社会伦理秩序的有力证据。然而，这一论断既未考虑到时代变迁下观念的改变，又以西方现代哲学思维看待我国传统的“名”“实”概念。实际上，先秦两汉时期，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术流派的论述中，孔子的博物观念大相径庭，而在乡土博物学的语境中，所谓的“名”与“实”是合而为一的。辨正孔子的博物观念，可以从博物学、科技史的角度观照传统哲学中长期以来争论的“名”“实”之辨问题，是孔子研究走出儒学讨论、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儒学面临的挑战

现代处境下的中国儒学,面临着来自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观念的严峻挑战。从儒学固有的理论结构的三个层面观察,这一挑战中最为突出而根本的就是：作为儒学理论基石的性善论会在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结论中被否定;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起点的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趋解体;儒学的形上追求与现代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是,儒学还是具有回应这些挑战的能力,儒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仍是十分光明的。     

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

所谓“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涵义需要进行再诠释: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开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对话将构成其核心课题之一。其次,儒学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传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再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话性一直构成儒学传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最后,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至少应有三方面的贡献,即“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及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历史感、现代意识与世界意识——关于生活方式研究的宏观视野与方法论的思考

作者从历史感、现代观念与世界意识三个方面阐述了研究生活方式问题的视野和方法论问题。所谓历史感,首先是应该看到中国现代生活方式中,凝聚着悠久、优秀的民族文化积淀。历史感的意识,就是既要看到我们民族的优势,从而发扬它,又要清醒地对待我:们的劣势,从而克服它。因此,需要很好地认识和理解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民族特征,在“生活方式”这个“综合指示器”上的表现。对于我国近代社会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变化的认识和评价也是历史     

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

讨论会于1989年10月7～10日在北京、曲阜两地举行,有中外学者300余人参加。会议主题是孔子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会议收到论文200多篇,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本文仅就孔子儒学对近现代社会影响的讨论综述如下: 一、孔子的人道原则与中国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区别和联系许多学者认为,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来自西方,但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孔子的人道原则在思想上亦有继承关系。丁祯彦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进化论为根据,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虽然终究是空想,但这是许多进步思想家共有的观念。后来孙中山也用进化论来解释古代的大同学说,提出“天下为公”,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也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李大钊把大同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评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①，这是中国大陆学术界近20年争论最甚的问题之一。早在本世纪初，韦伯出版了著名的《中国的宗教》(中文译名为《儒教与道教》)一书，专门讨论了儒教与道教各自的特点及中国宗教的社会背景。在这里，他不仅肯定儒学是宗教，而且对儒教的特征作了大要的分析和描述：第一，儒教“是面向今世的”，是世俗性的宗教，既没有西方宗教的“原罪”说，也缺乏“救赎”观念。第二，儒教是秩序的理性的宗教。他看到，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在政治上维护信仰比对民生的关怀更重要，…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自 1 6、 1 7世纪始 ,西方思想家就以各种理论言路表达社会与国家相区分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基本含义是 :社会是一个由私人生活构成的独立领域 ,它在本质上不同于政治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权力 ,是一种具有独立身份和生命的自主存在。这一观念就是当今人们广泛讨论的市民社会问题的最早理论形式。但是 ,近代早期思想家所表达的这一观念并不十分明确 ,还只是包含在诸如“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等理论中的隐含观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 (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一书中明确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 ,并详细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中国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

“理性”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名词。但是,理性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却属罕见,理性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翻译名词。中国哲学中有没有与现在所谓理性相当的观念呢?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中庸》所谓“德性”,《易传》和《大学》所谓“明德”,就是指理性而言。而宋儒所谓“义理之性”就更与理性相似了。理性的意义、性质与作用,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