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正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     

"为政以德":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从美德政治学的角度看

孔子在社会理想上憧憬"大同"之世,在现实的政治治理上则向往以亲情关系为主轴的家国一体的周礼之治,力图使政治社会成为一个"道德的团体",所以,"为政以德"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礼制是其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义乃政治治理的价值目标,孝悌是政德之根,仁为诸政德之全体大用,所以,其政治伦理思想内含一种内在逻辑结构,同时又表现出典型的美德政治学的特征.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重新解读孔子的一部学术力作——《孔子新论》读后

<正>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推崇周礼,倡导仁爱,追求道义,开创了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儒家"思想范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和生     

周孔陟降：郑玄圣王观探析

经典的神圣性仰赖圣王制作方可确立,而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应以德位兼备为前提。郑玄的圣王观之核心在于周孔之辨,其尊崇周公,强调周初天命的层累完成,最终由周公制礼作乐、致太平而得以实现。周公德位合一的圣王形象与制礼作乐的太平叙事结合在一起,使其圣王身份得以凸显,亦提升了周礼的神圣地位。同时,郑玄又认为孔子虽然无位而降于周公,但其校数圣王典籍之功与恢复周礼之德,堪为圣贤。郑玄持周公作周礼致太平说,与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之说相抗,使得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最终成为一大事因缘。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论《春秋》“为汉制法”的三重功能

两汉时期,《春秋》学大兴。汉儒提出《春秋》"为汉制法"命题,反映了两汉时人对《春秋》在政治生活中之重要性的认识。《春秋》"为汉制法"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或者说其在汉代具有三重功能。《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在董仲舒的解释下,它为汉王朝统治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确立了汉王朝的王道观,具有了根本大法的意味。此后,经由汉儒的推动,《春秋》治人断事之特色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一部经世致用之作,尤其可以被适用于司法领域充当断案决狱的依据。东汉中兴后,在谶纬内学的影响下,《春秋》又被渐渐神圣化,成为时人心目中孔子专门为汉代制定的"天宪"。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