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海类哲学的人类-宇宙世界预设——关于西方世界主义与中国“天下”思想的新思考

对高清海的"类"哲学采用"症候式阅读",需要仔细注意其隐含预设。虽然高清海根据这些预设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但没有阐明它们。基于这种思考生发的关键论点是:第一,类概念展现了关于"天下共生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它超越了国家或全球公民的传统范式。高清海预设的世界主义世界观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宇宙的,而不是人类-中心的。第二,鉴于高清海对创造性阅读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念,他所预设的世界主义世界观与杜维明一致,其根源可以在儒家的"天人合一"概念中找到。由于人类-中心的"天下"思想的统治性曾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人类-宇宙的"天下"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已经被边缘化。因此,为了在21世纪提升高清海哲学,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是重塑"天下"思想的人类-宇宙意义,从而重塑其生态学意义。     

“天下”秩序:一种文化意象

近年来,"天下"的概念虽没有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不时被学术界所论及。将"天下"乃至"新天下主义"视为一种可能的中国式的"世界制度",难免会被认为是一种对中国文化过于自恋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天下"的内涵在秦统一之前和统一之后是有重大区别的。在秦统一之前,"天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一种文化纽带关系,很少有政治的意蕴。即便是在秦统一以后,"天下"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但也并非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政治单位,而是"大一统"的"中国"体系的基本规训工具和权力合法性基础,是皇权与儒家思想体系结合起来的区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尺。然而,"天下"的政治意蕴仍然体现在"国天下"中,而并非是一种世界意义的秩序。把"天下"作为一种"世界尺度"或者说"世界秩序",那不过是一种文化意象。     

蒲鲁东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蒲鲁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实现形而上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或者说用哲学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过去的研究普遍忽视或一味拔高、贬低蒲鲁东的上述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贯穿了蒲鲁东的研究始末,他最初主张通过所有权批判,进而求得形而上学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在创立了"系列辩证法"之后,他建构了"经济进化的系列",力图将政治经济学变为一种"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尽管蒲鲁东的上述思想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变革的要素和可能,但由于其带有强烈的观念论色彩而无法付诸实现,也必然会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质与方法论功能

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瓦解了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奠定了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发现社会事实本质和真理路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了一门综合的社会历史科学,理应成为普遍的社会科学世界观。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意味着纠正这门学科某些不确切之处,也不是弥补空缺,而是意味着提出一个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即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和抽象思辨式把握,破除了以上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并把纷繁复杂的社会整体作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     

中西文化共铸天下大同——对十九大报告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阐释

十九大报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表明中国在为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而努力开拓。这就需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需要中西文化共同铸造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天下主义需要吸收西方国家主义注重现实的长处,与各种世界主义求同存异,重新阐释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对天下大同之起点的重新阐释就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大同乃是爱的大同。在当今世界,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在此起点处凝聚中西文化的共识。     

齐泽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齐泽克近来提出的一个理论口号。这一口号提出的方法论前提是齐泽克以拉康精神分析的"能指逻辑"重构黑格尔辩证法。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康德超越论内在矛盾的完成,提供了一种"承认对抗的最一贯的模型",并且在"实体即主体"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尽管齐泽克自己尚未充分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应用他对辩证法的说明,我们可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进程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发现一个"预先设置"了"剩余"的"真实"存在即资本的结构秘密。相应地,马克思关于拜物教和物化的批判,可以在这种拉康-黑格尔式辩证法中在当代被激活。但是,如果齐泽克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今天无法提供一种对于"资本整体"建构及其内在冲突"科学"的说明,而只是抽象地强调"资本的界限就是资本本身",那么这将使齐泽克自身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隐性同谋"的尴尬境地。     

毛泽东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原则思考——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中心

2019年是毛泽东召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60周年,今天的我们应更明确毛泽东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对苏联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内容观点有诸多议论,还提出中国如何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问题,旨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不仅提出"虚""实"结合的基本遵循、既要"有经济"也要"有政治"的理论定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要求,还对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具体写法给出建议。重新回顾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原则的思考,对今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方法和任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考察人们在空间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出发,完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联系和发展过程的科学说明和再现。面对当代世界和以空间的生产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活动形式,空间日益成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核心要素,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对象、方法和任务三个方面,阐释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内涵。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批判地认识作为社会现实之"实在主体"的社会空间及其自我运动,并辩证地叙述和再现这一运动过程。自觉地建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发展一种通过改变空间来改变世界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使空间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事实的抽象空间,转变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每个人自身的创造和作品的空间,也就是"发展并实现着的人的世界"。     

构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所有权最终导致了对所有权的否定,这是自由主义劳动所有权理论的悖谬之处,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正是通过劳动所有权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近代政治哲学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转化为资本所有权问题,即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研究。就此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基于某种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内生关系",正是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筑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写的"资本论"或者大写的"法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构成了大写的"政治哲学"。     

有天下而不与——试论《泰伯》的开篇与结尾

天下观是儒家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表达。唐虞之际、殷周之间的圣哲叙事凸显了儒家"有天下而不与"的天下观。尧、舜、禹之有天下,泰伯、文王、武王之让天下,都是为了"天下治",其表征就是"至德"。这样的天下观,正是君子投身社会洪流的权力取向,即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的视野和逻辑

<正>[主持人语]: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和意义。新动态在两个方向上特别明显:一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二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一个方面可能受到了现实的激励与国际理论动向的影响,后一个方面则是前一个方面引发的更基础的问题。本刊编发的这组稿子的话题属于后一方面,它们通过时间、物、人等视角,回应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问题及其在当代引发的理论争论。在其中,胡大平博士以"客观性、规律性和时间"的含义及其之间关系的辨析,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在主体与结构之间张力协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

日本马克思学者望月清司在其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以"纯粹培养"(Reinkultur)马克思的方式,通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到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我们认为,望月对上述诸文本的解读都是偏颇的,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正。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望月立论的核心依据,本文首先就其对这一文本的解读进行澄清,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所谓"依赖关系"史论,二是所谓"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逻辑,三是望月对所谓"异化统治论"的拒斥。我们认为,只有清除望月对这三个问题的曲解,才能真正弄清马克思在该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与管理精神

"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中国传统时代主体性地由儒家倡导的哲学方法和力求通过礼义途径实现和谐之治的治道原则,同时,若从当代发掘传统管理智慧的层面上来说,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领域有代表性的一种管理思维,也更是一种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中庸"管理既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平衡术和权衡术,更不能被仅仅看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它代表着古代中国人关怀天下的博大胸怀,代表着他们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代表着他们追求管理和谐的使命意识和由此而需要建立起来的道德知识体系。这种"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及"知行合一"的大传统,高度凝结着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     

价值形式分析与平等问题

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有两种重要的考察路径,但无论是从价值观念或规范性原则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社会机制的角度进行讨论,都会遇到理论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考察脱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考察只从内容角度讨论马克思平等观,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的形式维度。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中,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内在相关的、作为形式的"平等"也即"等同性"本身的形式前提(同时也是历史性前提)得以呈现。这样,资产阶级平等就是一种包含内在矛盾且在形式分析中不断呈现其复杂性的历史性结构的"表现",而不是具有某种固定内容的实体性对象。     

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性——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2012 年11月11日于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一、文明的形成、交流与对话中文里"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古老典籍《易经》中。在《易经·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的特点是阴阳相替、刚柔交错;人文的特点是自强不息、止于文明。观天文,能够了解时势的变化;观人文,能够因应时势的变化以化育天下。关于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在《易经·观卦》中说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在中国文化中,"神"所代表的是一种至善的境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

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①?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通常从内容上进行定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定义只触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表层,并未切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时,首先必须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才能把生态问题纳入其研究视野。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止是内容,同时还是形式。事实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着手创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时…     

《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思想史考察

研究《资本论》的理论性质问题,急需经济学与哲学之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从西方思想史上的学科关系来看,经济学与哲学并非始终是现代学科规训中分化并置的形态,而是历史地呈现出未分化、分化与再整合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都试图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方式上又存在着深刻差异。在《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实现了内在结合,马克思的哲学深化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被提升为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生成方式与超越方式的新型哲学世界观。《资本论》作为哲学的现实化、具体化,恰恰是传统哲学形态的终结,并开创出一种综合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激进哲学

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了当代激进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的理论诉求。回顾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潮的逻辑演进,分析齐泽克不同文本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可以证明:全球化条件下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真实的抽象"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三大陆"的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拉康式重构,分别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理论起点和方法本质。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当代激进哲学的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肯綮,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逻辑疑难。     

“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