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沙夫的《语义学引论》

沙夫所著的《语义学引论》1979年在我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可以了解语义学各个领域概况的参考书。 沙夫认为语义学这个术语本身就是歧义的。他把语义学区分为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学的语义学、语义哲学和普通语义学四个     

經驗主义、語义学和本体論

卡尔纳普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当代语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著有《哲学和逻辑句法》、《语言的逻辑句法》、《语义学引论》等。本文最初发表在《国际哲学评论》第4卷(1950年)中,后收在卡氏所著《意义和必然》一书的第二版(1956年)中作为附录,本译文即根据此书译出。卡尔纳普在本文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语义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首先区别两类关于存在的问题,一种他称为“内部问题”,可凭经验和逻辑证明:另一类即关于事物世界自身存在和真实性的问题,他把这类问题称为“外部问题”,在他看来这类问题根本无法证实,因此是“一个没有认识内容的假陈述”,是形而上学的“假问题”。他并且用语义学来歪曲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他说:“所谓接受事物世界只不过意味着接受某一种语言形式”,所谓“接受新的东西”“这个术语……只不过意味看法受新的构架,即接收新的语言形式”。最后他并且指出,对于使用语义学方法的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不是关于抽象东西存在的本体论问题,而是使用抽象语言形式对于语义学的分析是否有益的问题。     

西方逻辑史语言逻辑思想概观——现代阶段语言逻辑思想及其特点(二)

如果说以罗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889～1951年)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日常语言的逻辑分析直接导致了“语言逻辑”这一术语的诞生,那么萨默斯(Sammers)、卡尔纳普(Carnap 1891～1970)、斯特劳森的工作则分別从传统逻辑、人工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角度开始了语言逻辑研究的尝试;如果说现代指号学奠基人莫里斯(Moris)的“指号三分法”(语形、语义、语用)为语言逻辑描述了一个大致轮廓,那么转换生成语法创始人乔姆斯基(N.Chomsky),及其弟子生成语义学创始人莱柯夫(George Lakoll)和蒙太格语法的创始人R、蒙太格(R、Montague)的工作则分别从语法学、语义学和内函语义语境的理论方面大大充实了现代语言逻辑的内容。而在其     

《狹义认識論》导言

最近克劳斯发表了一部以“研究”逻辑语义学为中心内容的著作:《狭义认识论》(《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65,383 Seiten)。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说,生产自动化、采用电子计算机、企业组织与经济规划的现代形式要求对符号学作“科学的研究”,但是,这门学科迄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被忽视了”,因而许多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并且在社会科学里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与肤浅的经验主义的现象”。而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门以科学态度来研究的语义学”。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还说,虽然语句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划分起源于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C.D.皮尔士,而皮尔士在许多方面都与实用主义有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个课题对现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者还援引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那段话,表示他自己要研究和吸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译出的“导言”,集中地表现了克劳斯想“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用符号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企图。作者抄袭皮尔士和莫里斯的观点,把符号学规定为“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把符号学分为四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的语句学,研究符号与反映的关系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客体的关系的信号学,研究人与他所使用的符号的关系的语用学。克劳斯反对把符号视为“客观存在的对象的反映”,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能说,符号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客体,与客体有因果关系”。他认为,符号只是通过反映而跟被反映的客体有关。他公然声称,“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符号学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在这以前克劳斯还写了概括地讨论符号学问题的《符号学与认识论》(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3年)、专门讨论语用学问题的《语词的威力》(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部分地涉及语句学问题的《现代逻辑》(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以及一些论文。民主德国的某些哲学家对他的这种研究趋势赞扬备至,说什么克劳斯的著作“采取了反教条主义的立场”(《统一》杂志1965年第6期),“将若干神圣的禁物抛于舟外,沉诸大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德国哲学杂志》1965年第4期)。     

谈词的色彩义

1.1 传统语义学认为,词义(词汇义)是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的,即由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构成。其中,理性意义是词的语音形式所确定的概念内容,是词义内容的核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而色彩意义则是词义中的附属意义,是指感情态度的那部分内容,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评价和感性认识在语言中的反映。现代语义学把词汇义分为基本语义和附加语义。基本语义就是传统语义学所讲的词的理性意义,是人们对自然界、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现象、情况、变化的理性认识在语言中的反映。附加语义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或感性认识的成果。所以,现代语义举认为理性意义这样的名称不妥,它认为有的附加语义也是理性意义。 1.2 传统语义学把词义内容划分为理     

模态逻辑近况

模态逻辑是伴随着现代逻辑的兴起而产生的,它创立于十九世纪末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创始人刘易斯(C.I.Lewis,1883—1964)从分析实质蕴涵悖论开始,建立了一系列模态逻辑系统S1、S2、S3、S4和S5。他的工作确立了模态系统的多样性,显示了模态逻辑的丰富内容,引起了逻辑学家们的广泛注意。三十年代后,不少逻辑学家围绕着刘易斯的模态系统,研究了它们的性质和基础。四十年代中期,卡尔纳普和巴肯等人建立起了卡尔纳普语义学和模态谓词演算,虽然没有完全解决语义和谓词方面的问题,但为后来建立严格的语义学作了准备。与此同时,麦金西等人把当时古典逻辑代数语义学方面的成果运用于模态逻辑,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

在20世纪《周易》历史学研究领域,闻一多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周易新论》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时代背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是关于《周易》用字的分韵长编,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解释方面的资料准备。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史料学基本体系和内容。同时,由于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追求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对《周易》符号学、《周易》解释学、《周易》语义学和《周易》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现代資产阶級哲学家有关符号学问題的著作要目

莫里斯:《符号,韶言和行为》(五IOrris,cb盯les W·:51,s,languag。,and behavior,1946)莫里斯:《符号箭基础》(班o1’l.is,C.W.:F。~ dations of恤e Theory of Signs,1938)莫里斯:《遥辑实征主义,实用主义与科学艇嗽 主义》(Morris,C·W.:Logieal positivism, 始 Pragmatism,and 501皿tif主。emPiridsm, 1937)怀特海:《符号湍:它的意义和效果》(Whi七e- head,A.N.:Symbolism:its meaning and effeet,1927)卡尔柏普:“韶言的遥辑句法》(Camap,R.:L。- 915血e Syntax der SPraehe,1934)卡尔纳普:《哲学与遥辑句法》(Ca扭ap.R.:phi…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论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发生于 2 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学转向” ,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义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 ,探讨科学命题的证实和意义问题 ;二是发生于 2 0世纪 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ｔｕｒｎ) ,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塞尔、格赖斯、奎因、戴维森等后分析哲学家借用语言语用学成果来建构哲学对话的新平台 ,寻求交流和使用中语言的意义。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改变的最大后果是形成了科学逻辑向科学语用学转变的趋势 ,构筑了新的哲学发展…     

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

本文原系作者在1955年为《卡尔纳普的哲学》(希尔普编的当代哲学家丛书之一)一书而写的,后收集在作者所著《推测与反驳》(《Conjecturesand Refutations》,1963,伦敦)一书中。全文正文共分六节:(1)引言,(2)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3)卡尔纳普关于无意义性的第一个理论,(4)卡尔纳普和科学的语言,(5)可检验性与意义,(6)盖然性和归纳推理。正文前有一小节是作者写的提要。这里译出的是提要和正文的第(2)(3)两节(载《推测与反驳》第253—264页,其中有些脚注未译)。作者的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1)科学理论的特点乃是它的可反驳性(或可否证性)而不是可证实性;(2)形而上学虽不是科学,但并不是无意义的。     

概念变更与指称

模态逻辑的量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支持者有卡尔纳普、丘奇等人,而蒯因是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后者从同一性替换原则出发,论证了量化模态逻辑会导致模态区别的消解。然而,卡尔纳普等人的进路在蒯因的论证面前基本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语义学及相关的强本质主义立场;如引入弱本质主义和一种"双层语义学",则可以避免模态区别被消解的下场,并让量化模态逻辑变得可行。这种双层语义学把单称词项与普遍词项分开来,并赋予它们两种不同的语义学。在普遍词项那里,涵义是首要的,而在单称词项那里,重要的是指称。由此可以解决对象的识别问题,并使得量化模态逻辑成为可能。     

意义的意义

符号学中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语义学”。语义学主要是研究符号与其所指谓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简而言之,就是研究符号的意义的科学。研究符号的意义,首先要研究“意义”的意义,而研究意义的意义,又涉及一个“意义”的多义性问题。一、意义的多义性     

如何让电脑真正懂汉语?——一种以许慎的“六书”理论为母型的汉语处理模型

哲学家塞尔曾指出,任何一台处理汉语输入的计算机都不能够像真人那样理解汉语,因为计算机无法获取汉语表达式的语义内容。他的这个论证,既预设了语义学和句法学之间的二分,而且也预设了一种外在论式的语义学观点。上述两个预设在本文中都会受到挑战。首先,本文将采纳一种内在论的(并且是准整体论)的语义学进路:根据此进路,意义完全可以在不直接牵涉到和外部对象的关系的情况下而被带入语义网。此外,本文所试图构建的语义学模型也不是句法驱动的——换言之,在该模型中,并没有任何语义中立的原则可以告知系统,复合语义是如何从"原子"语义中生成的。毋宁说,"原子"语义之间的亲和性,便已然在复合语义的构成中扮演了枢纽性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语义融合的语义学难题,绝非当代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专利。实际上,它早在东汉学者许慎的"六书"论中就已得到触及。根据许论,只要一个汉字的构件的语义得到了其它汉语表达式的恰当注解,该汉字本身的语义也便可得到确认。在本文中,许慎的"六书"论将以一种可计算的方式而得到系统化的重构,而该重构的技术基础则是王培先生发明的"纳思系统"(非公理化推理系统)。在这种重构基础上,现代汉语中语词的语义复合方式,也可以得到一种新颖的理解。     

谈句子的语义及其分类

句子是人们交际过程中的基本使用单位。一个句子的语义,就是说话人通过句子这言语片断所传达给听话人的信息。句子的语义信息往往是很复杂的,比如有基本意义,有附加意义;有词汇意义,有语法意义;有理性意义,有指称意义;有字面意义,有言外之意等等。这些不同的句义都是由各种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负载,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平面上对句子的语义进行词汇的、语法的语用的分析。     

东亚符号学研讨会概述

东亚符号学研讨会概述陈道德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１日在湖北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日本记号学会和湖北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内外５０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了学术论文４０余篇,先后有４１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世界著名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会会长、波兰华沙大学教授佩尔茨（ＪｅｒｚｙＰｅｌｃ）先生和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法国佩皮尼扬大学教授德雷达尔（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ｌｅｄａｌｌｅ）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对符号学领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现将研讨的主要问题概述如下：一、关于符号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佩尔茨教授和德雷达尔教授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佩尔茨在题目为《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的报告中指出：“符号”有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对象语言层次上的符号;另一种是元语言层次上的符号,它是关于对象语言层次上符号的符号。“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对“符号学”有五种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符号的语形、语义、语用的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语形、语义、请用性质的理论或学说,属于理论符号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号学是关于第二种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理     

知识蕴涵与其他蕴涵的关系

一不同形式的蕴涵蕴涵关系是自然语言表达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时所依据的极为重要的逻辑关系之一。由于所使用的语词是有限的,而需要表达的语义是多样的,这就造成了在不同的语言中或者同一语言的不同语境中,蕴涵关系所表达的语义极为丰富多彩。为了准确描述蕴     

波兰的分析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是作者(Henryk Skolimowski,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即将出版的《波兰的分析哲学》一书的一章,发表在美国《思想史杂志》1965年4—6月号上。翻译时删节了部分注解。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从资产阶级哲学立场出发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波兰哲学的概况,同时提出波兰分析哲学的四个特征。在第二部分中,他追述了四十年代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分析哲学的斗争,认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受了分析哲学的影响”,最后形成了“分析的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阶段:一、1951—1955年,二、1955—1958年,三、1958年以后。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说:“1956年被认为是波兰哲学和整个理智生活伟大转变的一年”;沙夫关于真理论的著作“吸收了许多分析哲学的概念”,他的关于矛盾的学说是“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柯瓦科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过时的陈腐的概念”;克拉耶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实证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前者“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正在增长着”。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专门评述沙夫的演变及其同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语义学的关系。他认为沙夫是“一个卓越的实证主义者”和“正统的修正主义者”;沙夫所做的事主要是五个方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领域;恢复语义学;把语言哲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等等);他在萨特尔影响下写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企图“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哲学这个缺陷”。作者特别评介了沙夫的《语义学导论》及《语言和认识》这两本书。《后记》叙述了战后一直到1956年10月前后波兰分析哲学的状况及年轻一代哲学家的“分析倾向”。他说,“哲学的分析方法已经侵入他们(指波兰哲学家——译者)的心灵”,“所以,即使整个分析运动被完全消灭了,分析哲学将在他们的血管内运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别重视波兰年轻一代哲学家,高度赞赏他们的修正主义哲学方向,期待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他说:“如果传统要继续下去,年轻的一代就应该接过去”。可见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正在激烈争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对波兰哲学界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以沙夫为首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如何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按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最新”成就修正马克思主义。     

J.凯茨的非自然主义的哲学观

1 引言　　Ｊ 凯茨 (ＪｅｒｒｏｌｄＪ Ｋａｔｚ)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活跃在哲学界的一位成果颇丰的科学哲学家、数学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他撰写了许多涉及语言学、语义学和数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代表作有论文《语义学和概念的变化》 ( 1979年 )、《语言和其它抽象客体》 ( 1986年 )、《实在论与语言学中的概念论》 ( 1991年 )、《数学知识应该是什么 ?》 ( 1994年 )、《语言学和哲学中的语义学 :一位意向论者的观点》 ( 1996年 )和专著《语义学原理》( 1972年 )、《沉思》 ( 1988年 )、《意义的形而上学》 ( 1990年 )、《实在论的…     

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

一、鲍亨斯基、莫里斯：逻辑学家心目中的符号学皮尔斯传统的符号学，由美国逻辑学家莫理斯进一步阐发，构成了一种基于逻辑学的符号学理论。这种符号学，瑞士的逻辑学家鲍亨斯基是这样描述的：“符号学的主要观点──它也是符号学分门别类的基础──可以简述如下。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些什么的时候，他所用的每个词都涉及三个不同的对象：（ａ）首先，这个词属于某个语言，这表明它同该语言中其它词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例如，它可以处于句中的两个词之间，或处于句首，等等。这些关系叫做句法关系，它们把词与词连接起来。（ｂ）其次，这个…     

实用主义的認識論和莫里斯的符号学

作者在本文中概括地叙述了莫里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內容,分析了它的基本概念,并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作者指出,自莫里斯的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把符号学作为一門专门科学来研究。但他对认識論問題的观点并不新穎。按其哲学信仰来說,他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下,也采納了邏輯实証主义的观点。他的符号学就是实用主义、行为主义、邏輯实証主义这三者結合起来的結果。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一、句法学,它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間的关系及其結合方式;二、語义学,它研究符号与所指客体的关系;三、語用学,它研究創造符号、运用符号并借助于符号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果的主体和符号的关系。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行为”概念是他的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它把符号的三种功能(句法的、語义的、語用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三种功能都服从于有效地組織主体行为的任务,它們都是为了达到行为的目的服务的。符号及其意义問題是莫里斯符号学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他看来,符号就是預备刺激,預备刺激在沒有刺激体时也会引起与所述客体相对应的反应族的意向。换言之,符号是一些特殊的刺激物,它們在客体不直接刺激行为的条件下用来調整主体对作为目的的客体的行为。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反应意向,也就是符号和典型行为的刺激体的关系。作者批評了莫里斯的观点,认为后者把符号的作用加以片面的夸大和絕对化,把符号和不以人为轉移存在着的物质源泉割裂开来,把符号同现实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过程割裂开来。莫里斯认为,語言是符号的系統,人类的語言和为动物所使用的符号之間沒有原則区別,語言决不是社会现象,而也是为动物所固有的。作者批評了这种观点,认为莫里斯把人类的語言“动物化”了,同时又把动物的叫声“拟人化”了,抹煞这两点之間的原則性区別。作者还批評了莫里斯关于意識和思維的观点。作者指出,莫里斯把思維归結为語言,而又把語言归結为有机物的那些实现符号功能的生物反应的总和。在莫里斯看来,在引入专門的符号学术語之后,最好放弃“意識”和“思維”这两个詞,因为它們完全是多余的。作者指出,在莫里斯那里,思維被归結为按照一定的规則去运用符号,而完全不是用来揭露客观世界的规律。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正在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它在自己的三个部分中包括全部問題:句法学包括全部邏輯学問题,語义学包括全部形而上学問題,語用学包括全部生物社会学問题。符号学是駕凌于哲学之上的最高科学。作者认为,尽管符号系統学說十分重要,但这一学說本身只能在真正的认識論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制定,这种认識論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认識論,而决不是实用主义和实証主义的认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