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学的“实践哲学”

尽管许多人把释义学看作主要是一种人文科学的哲学,但是,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释义学似乎自然而然地和实践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晚年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释义学》(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法兰克福1976年版,第78—109页)。哲学释义学不同于一切方法论意义上的释义学,就在于它本质上是实践的。     

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     

批判与重构--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探究知识可能性的条件,其根本的研究进路是对先验意识的探究。阿佩尔试图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扩展康德的先验问题。他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在语言层面上寻求先验的维度,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诠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一超越相对主义: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阿佩尔之所以要提出先验诠释学,原因之一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堕入相对主义之嫌。美国学者维恩施默尔指出:“伽达默尔有关艺术、游…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

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1]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2]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3]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     

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诠释学的未来”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1960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创立,为纪念《真理与方法》发表50周年,2010年11月18-20日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隆重举行了诠释学的未来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丹麦、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解的对话性、传统与生活形式批判、     

伽达默尔论后期海德格尔——以存在历史之思为中心

伽达默尔多次指出,哲学诠释学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将尝试一种新的思路,即基于对存在历史之思的形态、方法和内容的基本把握,来明确后期海德格尔的探究方向和任务,分析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转向"问题和存在历史之思的论述,从而理解伽达默尔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把握。这种把握最终表明,无论是在现象学方法的采纳上,还是在主题概念的借鉴上,哲学诠释学都在相当程度上因循了存在历史之思,而后者正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