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党性锻炼

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党性锻炼高效琨,赵晓呼,高瑞兰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我党成立７５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干部队伍建...     

现代外国哲学两大思潮的动向和评价——第二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简介

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于今年11月2日至8日在西安市召开。应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一百三十余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关于当代外国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相互渗透和结合的问题;二、关于现代外国哲学中的人和人道主义问题。与会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畅所     

读两本古代道德修养书——《呻吟语》和《莱根谭》

明代成书的《呻吟语》(吕坤作)和《莱根谭》(洪自诚作)是当时和后世读书人和学者喜读乐道的两本道德修养书,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或是人生经验的总结,或是深思熟虑的格言,或是世态人情的写照,或是士人心态的描摹,以及对儒道佛人生价值观的体味,对自然情趣的鉴赏,等等,讲得亲切生动,饱含哲理,读后令人余味无穷。今天我们已远离两书的写作时代,它们当中一些具有消极意义的东西显得更加落后陈腐,自不待     

真笔墨 新境界——论岭东中国画名家严玉莲之文化立场及艺术取向

岭东(潮汕)中国画名家严玉莲以鲜明的艺术态度及审美取向坚持创作探索并形成自己的文化定位。在后现代时期回归传统价值观之文化语境中,奉行借古开今的宗旨,在坚守中国传统水墨独立体系的前提下实现了水墨画创造性转机的路径。     

邹守益的道德修养论:“易恶至中”——心学立场上对“变化气质”的重构

"变化气质"是张载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对理学一派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却并未得到心学一派的特别重视。然阳明弟子邹守益则充分注意到学者之所以不能超凡入圣的一个普遍原因即是对自身气质的依持,并通过对孔门诸贤为学状况的考察得到有力参证,从而以"易恶至中"为题对"变化气质"进行重新建构。他以良知为逻辑基础,将妨碍良知自我呈现的气质定性为恶,以善恶对立的强大张力形式突出变化气质的必要性,将"易恶至中"理解为致良知实践的必然要求。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发展和融合——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1 0月 3至 8日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召开 ,会议议题集中 ,讨论热烈 ,以下几方面是整个会议关注的焦点。1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趋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洪汉鼎通过“意义与真理”阐述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融合趋向。在意义问题上 ,他区分了ｍｅａｎｉｎｇ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前者指陈述的意义 ,后者指陈述与他人的关系。ｍｅａｎｉｎｇ是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事物本身的意义 ,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即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是从他人获得意义。分析哲…     

试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传统道德修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

在中国近代的道德转型中,许多学者对建立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体系、批判封建旧道德、驳斥西方资产阶级道德等重要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对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论述,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将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从历史发展和人性可变的角度论证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并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强调道德修养的实践途径与方法,反映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罗蒂来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的理论普遍化——通过把他们的“揭露”(unmasking)方案置于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中。近些年来,哈贝马斯经常批评的一种当代法国思想,却是从怀疑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怀疑怀疑者、怀疑“揭露”开始的。例如,利奥塔(Lyotard)说,他将     

论推己及人——兼论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在当代,儒家道德观中最基本的积极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推己及人,它表现在儒家的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中,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的道德是以家族为本位,以个人为参照系,推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小的群体到大的群体。儒家倡导“仁”,“仁者爱人”,爱人要从最亲近的人做起,先从爱父母兄弟做起,“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爱家庭成员进而推广到家庭以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马克思与现象学——论需要、财富和价值形式

I、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学与需要《1844年手稿》把一些阅读注释重新集中起来,这些阅读注释的重要目的是对需要和劳动这些经济学概念进行哲学解释。对于这一点,所有注释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一方面在涉及这篇著作在整个马克思著作的地位时,另一方面在涉及青年马克思同哲学传统的关系时,这些注释者的意见就大相径庭了。事实上一些人同意L.阿尔杜塞的意见,     

毕生发展心理学——论生长和衰退的动力学

一、毕生发展心理学概述毕生发展心理学有两个中心的命题。第一,毕生的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均匀的过程,由于一些变化或运动的累加而增长。相反,从生命伊始直至老年,它一直包含着生长(获得)和衰退(丧失)之间复杂而相互联结的动力学。第二,以年龄为依据的发展框架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导致人的发展的大量因素中,有许多同历龄并没有牢固联系。这些与年龄无     

实体和虚体——工程论视野中的一个发现

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 ,经历了从物质论立场向实践论立场的转变。若将实践论立场进一步落实 ,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引出工程论立场。从物质论立场所看到的是物质与精神对峙的世界 ,从实践论立场所看到的是主体与客体二分的世界 ,而从工程论立场所看到的则是实体与虚体交织的世界。本文从工程论立场出发 ,郑重提出并具体论证了实体和虚体这对新的哲学范畴 ,为开启一条与传统主流哲学相区别的哲学思路奠定了一块基石     

方仙道的产生和发展——《论方仙道》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加强了,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露出来,并逐步得到确认,表现在宗教发展史上便是怀疑天命鬼神和重民轻神思潮的兴起。叔兴反对“陨石于宋”是天降征兆(《左传·僖公十六年》)、子产反对禳慧星除灾(《左传·昭公十八年》)和反对榮祭龙免水灾(《左传·昭公十九年》)、弥牟反对取征于鬼神(左传·定公元年》)以及季梁的“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太史嚣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正义和正义的超越——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一直备受质疑,因为它不仅可能与效率原则冲突,而且可能违背罗尔斯自己的互惠原则。此外,差别原则能否在原初状态被选择也成问题。事实上,按照罗尔斯用以拒斥古典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根据,差别原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其所基于的是仁爱或言人类之爱,这一仁爱在其自身并不包括裁决利益冲突的分配原则。所以差别原则应当被解释为一种弱意义的劝导原则,这也可以避免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卢梭论自爱和同情——从尼采的观点看

本文从尼采的视角理解和评价卢梭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卢梭关于自爱和同情的思想。卢梭不仅将同情看作一种同自我保存或自爱一样原初和基本的情感,而且认为同情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础。但从尼采的视角来看,卢梭所说的同情并不是一种原始和基本的情感,而是一种从自爱和"私有之爱"中衍生出来的情感。不仅如此,同情这种情感将痛苦而不是快乐当作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基本体验,隐含了对于生命和世界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尼采认为卢梭的同情学说及其道德哲学最终体现了一种虚无主义。     

欺骗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论隐藏、假装和说谎

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心理学哲学,我们发现他在欺骗如何可能问题上持有以下立场:行动者不能对人隐藏一切,因此驳斥了认为我们总是生活在假装和谎言之中的观点;欺骗行为是复杂的人类行为的产物;欺骗者和被骗者依照相似的语言游戏学会欺骗,因此凡是能存在欺骗之处,都存在识别欺骗的可能;隐藏的核心在于外在行为的某种不可理解性,有时之所以难以识破欺骗,就在于对行动者的外在行为缺乏足够了解;行动者的外在行为是判定他是否隐藏假装或说谎的语法上或逻辑上的标准。     

语言分析与前语言理解——弗雷格论专名和对象

弗雷格从语言表达现象出发来理解非语言实体,开创了分析哲学之语言转向的先河。他不满以对象为定向的传统语言观,根据语言中的述谓现象,在对象之旁增添了另外一种非语言实体:函数(在语言分析中,最重要的函数是概念)。对这一做法有两种解读倾向:实在论和唯名论。本文考察了弗雷格对专名的判定标准,揭示出语言分析对前语言理解的依赖关系,最终指出,虽然弗雷格本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一个唯名论者,但在他关于对象的理解中的确可以找出一条倾向于唯名论的道路。     

论重建政治哲学——评麦金太尔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观

引言大约三十年以前,《哲学、政治学与社会》丛书的编者写道:“无论如何,政治哲学现在已经衰亡了。”他首先考虑的是英一美的分析哲学,在这些范围内,他的这种直觉不幸言中了。不过最近的事态已经戏剧性地把这种状况颠倒了过来,从而今天,政治哲学又一次成了哲学事业的中心。分析哲学家们以前满足于去分析哲学术语的意     

idea与“象”——论直观和超越的兼容

中国文化注重直观体悟而“尚象”,西方文化注重概念分析而“非象”。但柏拉图的“线喻”(Allegory of line)表明,作为西方二分世界理论渊源的idea(“相”或“理念”),一方面是概念抽象的“理念”,另一方面又是理性直观的“相”;它既是一种抽象思维的对象,又是一种显现出来的存在。idea的原初含义兼有后来被人类认知理论加以严格区分的“形”与“意”两方面的含义。康德、胡塞尔的哲学也表明,“形”与“意”、“看”与“思”在认知中难以相互分离。王树人先生认为“‘概念思维’是从‘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一直以‘象思维’为依托。”(…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