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德终始说对秦的影响──宗教政治学的一次历史大实践

论五德终始说对秦的影响──宗教政治学的一次历史大实践赵潇五德终始，亦称五德转移，是在五行和阴阳思想基础上虚构的，用于说明人类社会组织和朝代变迁的一种神学政治学说。其说以五行为字宙间五种天然的力量，即所谓五德。每种力量，皆有盛衰之时。当某盛且当运之时，...     

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历史哲学以"新王改制说"为理论基础,以包含了"三正""三色"的"三统说"为理论核心,以"文质"说为理论补充。新王改制说的核心要义是"改制不易道"。道为古今一贯之政道,制为正朔服色等制。三统说并非"半截子的五德终始说",它的创立乃是出于对五德终始说的反对,并以正朔服色方面的全面改构而彻底放弃了以五行学说解释历史演进的做法。"忠""敬""文"三王之教说与三统说并无关联,仅是董仲舒应策时的方便提法。系统的先王之教说为立足于阴阳学说而成的"文质说"。     

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政治展开:以稷下为中心

阴阳五行观念深刻地形塑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气质取向。在先秦,阴阳和五行原本彼此独立,各自经历了长期的意义演变进程,从自然话语一步步转为人事政治的法则,政治意涵不断丰富、增强并固定化,最终在稷下学中实现了融合。五行观念的一支与阴阳观念合流,形成了《管子》四时教令的体系,在哲学上实现了对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恰当安顿;另一支则催生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阴阳五行影响下的稷下政治学说,构成了先秦政治哲学的重要形态。     

道教尚黄考

在世界诸宗教中,中国道教以黄色为其特有之标示,瞩目于众;道士亦被称为“黄巾”、“黄冠”等等.但是,究竟道教为何崇尚黄色,却一直是个耐人寻味而有待考证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一种以“五行”及其色征论述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独特理论.《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史记》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这所谓“五德”,即指“木、火、土、金、水”这“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五德”各因其自然界五种物质所对应之五色而得其色征.《尚书》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而古以木色上青、火色上赤、土色上黄、金色上白、水色上黑.五行之间存在一种周而复始的循行生胜相替关系,驺子之徒论著其终始之运数,便将其附会运用于政治现象的分析、辩护和预测理论之中.     

略论邹衍对鲁学与齐学的融通

鲁国与齐国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统治政策的不同,造成了鲁学与齐学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阴阳家邹衍对鲁学与齐学进行了兼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其五德终始说,既对稷下的学术著作《黄帝四经》、《管子》有所借鉴,又对鲁学的主体儒学的仁义思想、经世致用理论有所吸收,进而使鲁学与齐学达到了初步的融通。     

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     

“五德终始”学说简论

“五德终始”学说,发轫于战国,勃兴于两汉,它影响深远,从纵的方面来说,魏晋,隋唐,元明清之士都在谈论它,从横的方面来说,它神奇地渗透到中国古代哲学、史学、甚至文学之中,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家族中一个不该存在而事实上又已经存在的成员,它是人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不应该理解而又必须理解的知识。本文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这门学说的形成、内容、封建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以及它在史学界中的影响。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CSSCI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     

阴阳五行说与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演变──兼论阴阳五行说对易学发展的影响

一、战国中叶阴阳五行说的新发展阴阳五行说的起源,至今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对“阴阳”和“五行”概念的产生时期及内涵,曾有众多说法,各有所当,尚无定论。阴阳说和五行说,它们从远古各自独立发展,原来并不属于一个理论系统,这也是大家所公知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说的“阴阳五行说”不是把“阴阳”和“五行”概念简单地结合的结果,而是一个与已往的阴阳说及五行说不同的、新的理论模式。最近《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本”）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对它的研究成了一个热点。郭店本中有《五行卜篇,七十年…     

五行说的起源

序阴阳五行说在《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春秋繁露》就有明确记载,如名所示,是由阴阳概念与五行概念结合而成。如在十二纪里,随春夏秋冬四季阴阳的消长而配合以五行。在《春秋繁露》里,用阴阳解释灾异,并以构成万事万物的五行加以补充说明。但是以往的研究证明,如溯本寻源,两者分别来自不同传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笔者先前曾把两者结合起来,以考察阴阳五行说产生的契机及与时令的历史关系。这里暂且不谈阴阳概念,先由五行说的起源说起。对阴阳五行思想起源加以学术反思,始自民国     

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

西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存在于周易一书里的阴阳说,另一个是存在于《尚书·洪范》里的五行说。前者代表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者代表古代的原始的唯物论思想。 一、《周易》里的阴阳 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易·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本书内有“王用享于岐山”(《升卦·六四》)和“箕子之明夷”(《明夷卦·     

田齐帝制运动的“水德”之瑞

《管子》杜撰“水精”形象,宣扬“龙斗于马”,按“五德终始”学说制造“水德”之瑞,为田齐帝制运动造势。     

从五行说到性善论——思孟学派与早期儒家学说的体系化过程

性善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早期儒家学说体系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儒学的体系化、德行的内向化和德目的简约化,具体表现为五行说的形成,从五行说到四端说,再从四端说到性善论。     

试论五行说的科学思想价值

“五行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对传统科学文化有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如何评价其历史价值,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长期流行的理论,“五行说”的历史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只有深入发掘其基本内涵,才能正确认识其科学价值。 五行:木火土金水,既循环相生,又循环相克,由此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五行说”蕴涵的有机论思想是中国古代科学认识论思想的精华之一,也是其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生命力所在。基     

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

《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汉易卦气学的理论原理

汉易卦气学中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原理保留了先秦《易传》和《礼记.月令》中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月令》中的阴阳灾异思想;天人感应的原理是源自《洪范》“五事”“五征”思想,而于战国后期以来被加以充分发挥并在技术上加以细化的天人感应论;五行生克原理是用来说明造成某种灾异的具体原因的,对卦气占筮体系的建立有重要作用;由五行生克理论派生的五行运数理论,主要被用于讲王朝兴衰更替问题,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理论对于气论哲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影响的。天人感应理论有为人道正义寻求支撑的意义,但卦气学繁复的技术细节冲淡了这种意义,而用五行运数理论解释世运兴衰朝代更替,在本质上与天人感应学说是有矛盾的。     

阴阳五行思想与《黄帝内经》

阴阳五行思想是《黄帝内经》的哲学基础,但阴阳五行思想是如何与《黄帝内经》具体结合的呢?它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本文认为,《黄帝内经》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将人体自身以及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阴阳说侧重于揭示有机整体的动因及其本质联系,五行说则侧重于揭示有机整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普遍联系。二者都代表了对整体要素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从而共同强调了人体以及人体与环境之间的有机整体性。     

《周易》东传与古代朝鲜半岛阴阳说

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周易》于汉代时已东传至朝鲜半岛,并在其"三国"时被确立为国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习内容。在儒学教育体制和科举"科经取士"制度的促动下,古代朝鲜半岛不仅全面、系统地吸纳了《周易》思想,李氏朝鲜时还形成了活跃的易学研究局面,建构了自身的易学体系,成为域外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周易》思想及易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不断深化,其阴阳说也逐步渗透至天文地理、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最终对朝鲜半岛哲学思想的发展及民族思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五行》篇中“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 ,它与郭店简其它篇目中的“仁内义外”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这是理解《五行》思想的关键 ;《五行》突出“圣”、“智”之论 ,表现出道德实践中的二元论倾向 ;《五行》前半部分主要谈“形于内”的“德之行” ,后半部分谈“不形于内”的“行” ;《五行》对以后的孟、荀均产生影响 ;根据《五行》的思想和特点 ,将其看作《子思》的作品可能较合适     

阴阳与政教:关于四时五行合流何以可能的再考察——重读《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诸篇

四时与五行相配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思潮。我们对于这一命题的把握既需要审视阴阳、四时、五行的传统渊源,也需要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融合的完成态反向回溯。在《管子》诸篇中,四时五行相配时也呈现不同的思想形态。我们从阴阳二气与"五政苟时"两个角度来理解四时五行相配何以可能的问题。《四时》与《五行》篇中呈现的两种思想形态差异与《管子》同《礼记·月令》系统在四时五行相配问题上所产生的差异很不相同。阴阳(四时)五行合流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并存在形态差异则与战国中后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改革思潮、理性祛魅思潮、区域性月令系统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