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情感内涵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医德情感,是指医务人员根据一定的医德标准,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和思想是否符合一定道德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情感;是由那些能否满足医务人员掌握道德标准的需要,而产生某种态度的主观体验。当医务人员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医德要求,并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论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基本特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的信念;万物平等的价值观;道技之辩与技术限制;"圣王之制"的资源保护传统.古代的生态文明理论构成了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从技匠形象看庄子的生命美学意识

技匠形象是《庄子》思想中比较特殊的人物形象,他们承载着庄子的生命美学意识。技匠形象所呈现出的生命意识有"道"与"技"的互释;无为、顺势的生命情怀;虚静、坐忘的追求自由生命;藏与显的生命态度。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来看,技匠形象所呈现出的生命意识也透露出庄子对生命美学意识的思考。     

从佛道关系的演变看北宋道教的理论转型

北宋时期的佛道关系实现了从激烈的对抗到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重大转折,而转折的实现与佛道两家实力的消长变化、统治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佛道思想的发展演变有紧密联系。佛道关系转折代表了最基本的观念态度的转变:佛道一致的关系模式因其强调佛道两教的高低优劣,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差异而仍然坚持对抗的观念态度;而佛道合一的关系模式则强调佛道思想的融合,侧重于阐述佛道思想的共通处,因而突出了强调彼此间平等的对话与共存的观念态度。正是由于道教率先突破对抗的观念态度,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吸收佛教思想从而实现了理论的转型。     

“道尊于势”的历史与性格

“道”、“势”二词常见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尤其是“道”更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然各家之“道”名同而实殊：儒家为仁义之道,道家为自然无为之道,墨家为尚同兼爱之道,法家为因道任法、因道全法之法道,名家循名责实之道,兵家安国全军、决胜败安危之兵道。而且各家道论中,道的涵义也是多层次的：道是世界的本体或本原;道是世界的本质及其整体联系;道是事物的普遍规律;道是运动变化的过程;道是政治原则,伦理规范,治国处世的道理,立身行事的内在根据,等等。（参见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道》绪论,中国人民大…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儒家根本的人道理念。忠恕之道分为“忠道”和“恕道”,前者是对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极认真、极虔诚的态度;后者是对人的态度,表现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宽容等品质。忠恕之道所内含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晏子与古代易学

晏子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晏子的思想和事迹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影响。易学是中国历代学者解读《周易》而形成的一门学术,易学在中国古代属于显学,在中国古代学术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晏子在中国古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一些易学家就会引用晏子的思想和事迹来解读《周易》的文本。晏子在古代易学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古代易学领域对晏子事君之道的称许;古代易学著作对晏子和同观的发展;古代易学领域对晏子的节俭观念的评价。深入研究晏子对古代易学的影响,对于理解晏子其人、其事、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有着积极的价值。     

病人的价值取向在诊疗决策中的作用

病人在诊疗中的自主性是医学发展及病人权利意识增长的产物,它有利于尊重病人的权利及人格,使病人对诊疗有更好的认同和依从性,提升诊疗效果和减少医疗纠纷,但尊重病人的自主性也有一定的限度,医生有特殊干涉权。     

从婚检看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医生为当事人进行婚检,当发现其中一方患有性病等疾病时,告知是否会涉及到隐私权与知情权的问题,就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视激光手术治疗几个问题的探讨

近视眼是目前全球发生率最高的屈光不正,我国的近视准分子激光手术水平已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并处于快速、稳健的发展中。依据辩证法正确评价近视激光手术的优缺点,遵循系统论的整体性、最优化、动态化和模型化的基本原则,可以进一步提高激光手术治疗的视觉质量,促进近视激光手术治疗的健康发展。     

重视手术委托知情同意 预防小儿外科医疗纠纷

造成小儿外科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是医患沟通不够、缺乏信任和理解。知情同意是加强医患沟通和信任的重要方式。深入理解并实现患儿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重视和做好手术委托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合理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让家属在充分知情基础上做出自主的理性的选择,可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论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的社会意义

医患诚信是病人权利让渡契约的伦理基础;是社会伦理公平正义的基本表现;是医患经济利益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体现;医患诚信是医学职业道德的重要使命。在医患之间建立诚信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湖北省保健干部健康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临床见习对整个医院医学体系维持、运行和发挥功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与患者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以案件为例进行伦理分析,并通过伦理论辩求证"尊重自主原则"是保护患者隐私权的主要原则。     

美国判例法上医师注意义务的扩展

法律的一般原则是医师仅就自己的过失行为对自己的患者承担责任,但是,从近年来美国判例法的发展看,如果医师在诊治患者时可以合理预见第三人将会遭受患者损害,医师的注意义务可扩展到与其不存在直接的医患关系但存在特殊关系的非患者。     

医疗价格过度增长的管制原因分析

医疗服务的准公共产品特征说明医疗价格问题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解决,政府必须对医疗价格进行管制.造成医疗价格高昂的原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基于对医疗价格的政府管制现状分析,认为对医疗价格的管制不善,是导致中国高昂医疗价格的原因之一,并且提出了对医疗价格进行管制的制度框架.     

肢体自然重建理念——一种人文关怀治疗

著名的医学家、哲学家Hippocrates在公元前4世纪就指出：医生的责任仅在于促进疾病的自然康复过程,而非阻拦这个过程.患者得以治愈的根据是患者自身存在的康复能力;医生首先必须清楚：自己所治疗的对象是人,是有生命的、有思想的、活在社会上的人,而不是被修理的物件.医生能够做到的只是为患者创造或提供一定的有利于康复的条件.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骨科专家Ilizarov发现了张力-应力法则,并因此创造出的牵拉再生、自然重建技术,正是很好地诠释了Hippocrates的思想.     

Negative expectations and bad relationships: Effects of negative metastereotypes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metastereotypes (i.e., patients believe that doctors have negative opinions about them) and conflict experience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A 2 × 2 experi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84 outpatients who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a negative metastereotype activation (NMSA) condition or a nonnegative metastereotype activation (non‐NMSA) condition.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nflict experience (CE). Intergroup anxiety an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were subsequently assessed. Results showed that NMSA and CE increased intergroup anxiety and undermine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MSA and CE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was significant. When negative metastereotypes were activated, patients with CE showed more unfavorable relationships with doctor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under non‐NMSA activation condition; no metastereotype effects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were observed among patients without CE. These findings provided insights into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its mechanism.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sider negative metastereotypes and CE to develop interventions for improv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