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早期儒学“忠”范畴比较

<正> 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儒学的目的性问题

儒学是生命哲学。与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传统儒学的宇宙观是生机论。儒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生”,这种目的性的根据就是生机论的宇宙论,其体现即“仁”,其归旨在“太和”,其实现须要“天人合德”。目的性统贯着儒学的基本问题,它与康德的目的论有较大的差异却与现代深层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契合,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对儒学目的论进行诠释和转化。     

新儒学创新路径的独到解读──宁新昌《本体与境界》评介

相对于先秦的原始儒学和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被称为“新儒学”。新儒学“新”在何处？学者们各有所见。过去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新儒学之“新”在于熔儒佛道为一炉,或曰吸收和改造佛道从而创新儒学。例如,范文澜先生指出：“宋学是以《易经》来代替佛教的哲学”（《范文澜历史论文集》第３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曹聚仁先生也说：“用《易》学作武器,运用了道家的法宝来和佛家的‘法’作生死战,这便是宋明理学家的‘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２２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郭店竹简“■”字与孔子仁学

孔子创立儒学, 同提出仁密切相关, 而如何理解仁却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讨论、训释仁, 离不开字源的分析, 于是《说文》“仁, 亲也, 从人从二”便成为前提和出发点, 成为理解仁的金科玉律。然而在郭店竹简中, 仁字均写作“身心”, 表明“从人从二”并非仁字的最初构形。那么, “身心”的本义如何?“身心”字的发现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信息? 为我们理解孔子仁学又能起到哪些“去蔽”的作用? 这无疑是关涉孔子及早期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一、“仁者, 人也”据学者研究, 仁字出现较晚, 甲骨、西周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仁字, 仁字也“不见于虞夏商《…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孟儒学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广大于中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玄学产生于君主无为,大臣（世袭职位的门阀士族）专权。任继愈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子大不相同”。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这是继承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宋代理学宣扬“天理”被确认为官学后,抑制人服从君主,因此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继承儒学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和谐社会思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和谐社会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孔子和谐社会思想最具代表性.“仁”与“和”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政治的价值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与“和”是孔子和谐社会思想的两大基石.孔子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内在精神风韵的和谐社会思想,倾注着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无比关切,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憧憬.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说,孔子以“仁”、“和”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思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放性的生活世界之思——《论语》中的儒学精神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深融人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理与灵魂之中。从《论语》分析。孔子一以贯之的就是真情实感,这是源于生活的包含理性思考的情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建立了以“仁”为灵魂,以“礼”为形式,“仁”与“礼”相互作用的文化心理系统。这一系统建立在人性之上,源于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塑造。儒学重人生追求而贴近生活,同时强调生命的体验及其内在圆融性,蕴含着积极的生存智慧与开放性。它表现为中华民族乐天知命、自强不息的乐感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孔子与隐逸思想——以《论语·微子》为中心的考察

《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对隐者以及隐者对孔子的评价,这里面有赞美与欣赏,也有批判与规劝,显现出二者微妙而富有意味的关系。孔子“命”、“仁”的思想在为儒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同时,一定意义上也为隐逸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命”的限定性为隐逸提供了外在理由;“仁”的自觉自足性则为之提供了内在依据。归根究底,“仁”的内向性落实与外向性诉求之间的张力促成了孔子与隐者之间的思想互动,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但同时也可以看作他们对“道”与“世”的双重许诺与承担。     

“仁学”体系概述

儒家思想体系是两千多年来养成中华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础之一，而作为其核心价值概念的“仁”，仍然具有普世的意义。孔孟的思想可以用“仁学”来概括，它既包含心性之学也包含政治儒学。作为道德哲学的仁学不仅仅有伦理学暨政治学的内容，而且有宗教信仰的维度；不仅是价值体系，也是信仰体系。本文从“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仁”的...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逸周书》对于考察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宝典》篇中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学的影子。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参照出土文献等资料分析,《逸周书》的《宝典》篇应是可靠的周初文献。     

论儒家哲学“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以董仲舒、程颢、朱熹为中心

在儒家的本体论建构中，“春”具有重要地位：四时之春与乾之元德、五常之仁德具有深层一致性，生春气象同样贯通着生意仁心，显现出宇宙的仁本体。从古代儒学史中可以窥见一个“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董仲舒的“春系于元”,通过“天之端”显现“无穷极之仁”,其对天地分理的论说可视作理学的先声。程颢以“生春气象”显现本体为生生之仁体，由象见体的过程中体现了理学的统分与显隐。朱熹极富条理地解说四象之春对宇宙本体的显现，“春气流行”即是仁体流行、天理流行。径此理论进路来看，由生春气象显现的仁体兼有“时”、“德”、“气”三个维度，可说是时间之始、道德之源、万物之本。与之相关的春意功夫论在于观天地生意与体一己之仁心，由此上达仁本体。     

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北宋诸儒仁论特质阐释

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观念,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是从情感之爱的层面理解仁。北宋诸儒借鉴佛、道二教超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仁与爱、仁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又继承儒学传统的一贯之道,强调仁之体与爱之用的统一,并且从体用两个层面肯定仁的差异一体特征,建构起体用一源的仁学本体论,从而与佛、道二教的空无本体论划清了界限。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高秀昌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在河南开封市召开,由河南省中原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联、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港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一、宋代哲学的内容和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宋代理学是义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它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崔大华认为,宋代理学将原始儒学所具有的“天命”、“礼”和“仁”的三个道德理论层面归纳为道德根源（“理”或“心”）和修养方法（“穷理”、“明心”）两个理论层面。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增加了,理性程度提高了。石训认为,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学经魏晋隋唐演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理化形态,其基本特点是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的哲理性研究。台湾学者董金裕认为宋代理学思想虽杂揉道佛之说,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故又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规模基本上是按照新经学的体系而建立的,亦即依四书的义理系统而建立的。其特点是规模宏阔、义理精微、承     

儒家“仁”学的现代意义

<正> 儒家“仁”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及作用,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大题目,但统而言之又不过两个大的方面。首先,儒学自身必须有可以现代化的内容,其次,现代社会也应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发掘整理儒学中一切合理的内容,并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诠释,证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正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当然,儒家文化毕竟是一种过去时代的产物,它与现代社会不适应的方面学界同仁早已作过许多精辟的分析,许多观点笔者亦赞同。下面就儒家“仁”学的现代意义作一探讨。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