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呼吸机为中心,重新论定义脑死亡——关于脑死亡的问与答

脑死亡标准是对呼吸机使用年代死亡标准的完善和补充。智能化呼吸机广泛应用于临床之时,就是脑死亡标准和政策应该出台之时。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疑似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其中多数因为经济困难;20％完全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这种急救医学的混乱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目前我在临床上看到的情况是一种缺乏脑死亡标准下的惰性医疗体系：病人“似死非死,似生非生”;医生“似抢救非抢救,似放弃非放弃”。一瓶生理盐水挂在那里,一直等到心脏完全停止,历时数天、数月不等。这是一种及具中国特色的惰性医疗状态,同时也是急救医学亟待解决的死角。 缺乏脑死亡标准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也是引发医疗纠纷、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根源。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脑死亡立法的伦理辩护

"脑死亡"立法是必要的并可以得到充分的伦理辩护:尊重人,特别是尊重人的自主性是"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基础."脑死亡"立法符合有利和公平的伦理原则,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学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但我们在立法时,应尽量贯彻不伤害原则,注意保护患者及其亲属的利益.     

"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学思辩

目前 ,欣闻一份符合中国国情的“脑死亡”诊断标准 ,已经由卫生部初步制定了出来 ,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加以修改和完善。这标志着我国的“脑死亡”立法工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然而 ,立法背后引发的伦理学讨论告诉我们 ,让承载着数千年道德标准的生死观让位于新锐的“脑死亡” ,我们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1　生死观之辩人类文明的发展 ,如果从生死哲学的立场来看 ,即是对生死 ,尤其是死亡逐渐加深认识及理解的过程。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乐生恶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天覆地载 ,万物备悉 ,莫贵于人”强调的正是人生命的重要性。人…     

脑死亡立法的艰难与中国传统文化

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中国脑死亡立法步履艰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的脑死亡及相关伦理问题,提出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心理感受,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理性地探索“中国脑死亡”。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脑死亡=死亡生物医学定律的逻辑论证

心脏具有顽固自律性、可多次复苏性、功能可人工替代性、可多次置换性四大特点,因而已失去作为死亡判定权威器官的地位.而大脑由于具有统领性、损坏后不可恢复性、功能不可替代性、全脑不可置换性四大特点,已替代心脏成为死亡判定的靶器官.脑死亡=死亡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定义.     

脑死与放弃治疗

符合医学标准又为亲属认定已死亡者,理应放弃治疗;符合脑死亡标准,应说服亲属同意作放弃治疗决策;对已确无救治希望,或虽经抢救治疗必然发生植物生存状态的极重病例,或已是植物生存状态者,也应作出放弃治疗的决策,除遵循医学原则和生命的价值、伦理原则外,要充分尊重病重的意志。放弃治疗的决策还应考虑到亲属的心理承受问题。     

诊断脑死亡的伦理思考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死亡的定义、诊断标准和医生道德责任有了新的内容,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已为医学界普遍接受.诊断脑死亡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工作,有权进行脑死亡诊断的医疗单位和医生必须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确诊和宣布脑死亡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家属应有死亡标准选择权、脑死亡的诊断程序、脑死亡诊断结果的宣布和生效等方面的问题.     

死亡的判定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判定的标准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59年2位法国医学家首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但是什么是脑死亡,以及如何判定脑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1年美国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脑死亡的判定指标体系,并被一些国家立法接受.回顾了对死亡判定认识的历史过程.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ICU医务人员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目前解决器官移植工作器官短缺的关键性举措,参与器官捐献过程的ICU的医务人员需要直接面临对潜在捐献者的治疗照护、临终护理、死亡判定等诸多伦理问题.应加强ICU医务人员器官捐献伦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保证器官捐献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