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觉巷清真寺历史叙述的生成史

<正>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清真寺,⁽(1))但是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学界至今没有确论。关于该寺始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为唐天宝元年(742)之《创建清真寺碑记》,但是陈垣、桑原骘藏等学者均已指出该碑系明人伪造之作;⁽(2))白寿彝据此说到：“因而,这座寺是甚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3))其后,杨志玖根据历史情境,断言化觉巷清真寺创建于元代。     

重寻历史的保罗——评介施文华博士的《保罗与保罗书信》

<正>施文华博士的又一力著《保罗与保罗书信》¹兼具学术性和教会性,向读者介绍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保罗书信研究的方向和成果,特别是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保罗和保罗书信的重要收获,内容丰富,对进一步了解保罗生平与思想大有裨益。     

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

本文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列出的16名至正甲午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又另考出该科进士17人。     

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正>吴雷川(1870—1944)是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和本色神学家之一。与赵紫宸、吴耀宗、诚静怡等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基督教领袖不同,吴雷川是进士出身,在晚清被点过翰林。作为经过科举道路、有进士出身的基督教领袖,吴雷川在民国时期是独一无二的¹。他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被认为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²。本文以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十章标题“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为题,从吴雷川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创作背景,然后说明吴雷川先生为何强调基督教更新,最后谈谈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何贡献。     

永明延寿戒法思想及其伦理特质

<正>宋代杨杰为《宗镜录》所作的序言中说：永明延寿(904-975)“深达禅宗,禀奉律仪,广行利益”^[1]。可见,戒法思想在延寿整个佛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鲜有专门的探讨。^[2]延寿的戒法思想主要见于《受菩萨戒法并序》一卷^[3],收入《卍续藏》,尾题《梵网菩萨戒仪》^[4]。这是延寿以“摄心为戒”为基础,圆融戒定慧三学,重构、再释戒法思想的代表作。本文以此为文本,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海外演讲史实考释

<正>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建而往亚非伊斯兰国家进行民间外交的穆斯林爱国团体。⁽(1))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亚非伊斯兰国家从事国民外交活动期间,除了参加重大集会、拜谒各国政要及名流、访问各国人民团体与学校之外,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旨在揭露日本侵略本质、宣传中国抗战的演讲。⁽(2))按照演讲的场合区分,     

元代北方临济宗的法脉传承

宋金的分治,造成临济宗又一次分为南北两宗。学界对南宗的传承比较清楚,北宗的传承则多语焉不详。相关论著多讲南宗,对北宗只简略介绍海云印简及刘秉忠。^[1]其实,元代北方临济宗不仅只有海云一系,而且海云弟子中也有不少高僧,值得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济宗代表团赠予河北正定有关临济宗的文字资料中有《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此碑立于元代,李辉先生以此碑记载为主,考察了金代临济宗的法脉传承。^[2]其实,此碑涉及元代临济宗北方的内容,对我们考察元代临济北宗的传承有重要帮助。     

立约之爱——十二先知书解经之《何西阿书》

<正>《何西阿书》是十二先知书之首。十二先知书又称小先知书,“小”并不是说这十二卷书不重要,而是指其篇幅较短。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只有《阿摩司书》比《何西阿书》更早。¹而之所以把《何西阿书》放在十二先知书之首,主要是基于神学上的考虑而非时间上的考虑。²在先知书中,何西阿是第一个根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奈之约而强调立约之爱的先知。³他也是第一个用婚姻之爱来比喻上帝对以色列人之爱的先知,     

法藏P.4745V《观心论》写本残卷录校及研究

<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4745(P.4745号写本)的敦煌写本残卷,正面为官府文书(以下称P.4745写本),背面抄录的是禅宗文献《观心论》(以下称P.4745V《观心论》)。^[1]学者通常将正面的P.4745写本认定为初唐法典(格式)的官写本,但究竟此写本为《格》为《式》,以及其年代(贞观或永徽),迄今尚无定论。^[2]为综合判断P.4745写本的性质及年代,笔者始注意到其背面所抄文献《观心论》。     

论前定与自由：哈桑·巴士里致阿卜杜·麦立克的一封信

哈桑·巴士里(642-728)是伊斯兰教早期著名的圣训学家、教义学家,他曾和伍麦叶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麦立克(646-705)有过书信往来,在信中他向哈里发详细阐述了关于前定与自由的观点。在一些中世纪的阿拉伯《书目》以及教义学著作中都曾提到哈桑·巴士里著有论述前定的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的阿拉伯原文,直到1933年才由赫尔穆特·里特(Hellmut Ritter)编辑公开出版⁽(1))。这个编辑本基于在伊斯坦布尔发现的两个抄本,即圣索菲亚博物馆抄本(编号：1589)和科普吕律博物馆抄本(编号：3998),前者为14世纪中期的手抄本,后者抄写于1477年。赫尔穆特版本中的大部分内容由迈克尔·施瓦兹(Michael Schwarz)于1967年翻译为英文⁽(2)),后来收录在安德鲁·里潘(Andrew Rippen)和扬·克纳珀(Jan Knapper)所编的《伊斯兰研究文本来源》,⁽(3))这也是哈桑·巴士里这封书信的唯一英译本。后来在德黑兰大学图书馆又发现第三个抄本(编号：1022),抄写时间为1360年左右。苏莱曼...     

伊斯兰教文本中国化的典型案例——《贾米作品在明末清初中国的流传与翻译》评介

<正>明末清初是我国内地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和汉文著译活动兴起和活跃之际。15世纪波斯著名的苏非哲学家、古典诗人贾米(1414—1492)的两篇波斯文著作《勒瓦一合》¹和《阿施阿特·拉玛阿特》²正是在这一时期分别被翻译为中文，而刘智翻译的《真境昭微》(即《勒瓦一合》)和舍起灵翻译的《昭元秘诀》(即《阿施阿特·拉玛阿特》)是我国流传最广的贾米作品中文译本，被选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材。经典翻译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用汉语翻译伊斯兰教经典著作，     

道教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道教写本经藏》述评

<正>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1))刘志博士新著《中国道教写本经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的出版不仅延续了道教文献研究的传统,而且拓展了道教文献研究的范围,是道教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道教写本经藏》以先秦至明清的道教写本经书和写本道藏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五大部分,研究内容涉及道教写本经藏的历史发展阶段,写经人物,写经制作,     

保志禅师交游考——以《高僧传》为中心

<正>高僧保志,又名宝志,在南梁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有梁京师释保志传,唐道宣《续高僧传》中也有数言^[1],宋惠洪撰《石门文字禅·钟山道林真觉大师传》中云：“(南朝梁)敕谥广济大师……(唐代)谥曰妙觉……(宋)太宗皇帝……赐号道林真觉大师。”^[2]保志不仅被历代皇帝追赠谥号,关于他神力的记载也愈加玄妙。梁《高僧传》中,保志被归入“神异”高僧,     

五世纪初期河西走廊大乘禅法探源

<正>一、引言根据相关文献、史料、石窟题名的记载,有诸位禅僧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访过河西走廊。例如《高僧传》记载到:“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1]且炳灵寺169窟第6龛(420年前后)中,也有比丘道融与昙摩毗的造像与题名。^[2]此外《高僧传》中,也记载了禅僧玄高在西秦(409-431)隐居在麦积山,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壁画中的“幢”

<正>一、前言经幢作为形制多样、宗教内涵丰富的佛教器物,其个体性差异非常大。造型简单的经幢像石柱,而繁复的经幢又与塔相似;体量小的经幢不足1米,而大的经幢又可高达数米。关于经幢的研究,叶昌炽曾在《语石》一书中对石经幢进行了初步研究,开启了经幢研究的先河;^[1]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及关野贞等人,都曾对我国现存经幢进行过实地考察;^[2]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方式

早期基督教⁽(1))的传播与发展在不同阶段得益于不同因素的推动。公元一世纪,在传播的初始阶段,早期基督教依托于母体犹太教进行传播,并逐渐突破了犹太教教义的局限;公元二世纪至君士坦丁统治之前,早期基督教处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传播基于教会组织所发挥的组织优势;《米兰敕令》颁布以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便开始借助于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在罗马帝国逐渐发展壮大。通过对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方式的研究,可以对其发展的原因形成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早期基督教在不断地调整自身与传统的关系、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而促进罗马帝国政治文化内涵的变化。     

从女性意识的觉醒看土耳其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正>“本土化是历史上宗教发展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普遍现象,伊斯兰教成为全球性宗教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地区本土化的过程。”⁽(1))大约自公元十世纪起,欧亚草原的突厥游牧部落逐渐开启了伊斯兰化的历史,与此同时,突厥人不断向西亚北非迁徙。     

诚静怡思想初探——对今日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正>关于诚静怡的研究,学者刘家峰着手较早¹,他认为,重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中西新教合作建制” ²模式下的中国教会及其教会领袖的研究,对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十分重要³。查时杰评价,诚静怡是天生的教会领袖人物,并且认定中国教会应当走向自立与合一的道路,他不屈不挠地为这些理想奋斗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⁴。     

文心史识相得益彰--试评徐子方教授新著《元代文人心态史》

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所著《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1 1月版 )一书 ,将文心史识熔铸一炉 ,体大思精 ,为元代史学研究贡献出许多新颖、科学的论断 ,可谓元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与若干年前出版的幺书仪女士的《元代文人心态》一书相比 ,《元代文人心态史》显示出对发展着的、立交式的而非静态的、截面式的“史”的关怀。该书特别强调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作者将元代文人心态史看作自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直到被推翻退回漠北为止一个完整的文人心路历程 ,以元灭金 (1 2 3 4年 )、灭宋 (1 2 79年 )利广…     

紫柏真可佚文《自赞》一则考

<正>紫柏真可(1543-1603)一生很少专事著述，除《长松茹退》与书信之外，余者皆为门人记录，在其身后汇集为“全集”与“别集”入藏。^[1]这种成书形式难免会有散佚。憨山德清曾说，紫柏大师接众多作随机之谈，“称性冲口，曾无刻意为文也，一唾便休，弟子辈笔而藏之者什一”^[2]。限于当时条件，幸获“笔而藏之”的这一部分文字，也有相当比例未能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