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儒学“万物一体”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传统一直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典范,似乎儒学之道就是悬置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王国,引领着世俗生活中的人去追求和超越。儒学传统是否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主义?本文通过分析儒学"万物一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取向,认为儒学传统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着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其价值取向介乎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并由此进一步阐述儒学"万物一体"思想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论儒学之“道”的哲学品格

儒学特别是儒学之"道"能否称得上哲学?这是中外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哲学作为"类称"的本质规定有两个方面,即探讨宇宙人生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和人最根本的价值理想,而儒学之道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由此表现了哲学的自觉和个性。儒学之道这两方面的意义是围绕"性与天道"而展开的,同样讨论和回答了康德的四大哲学问题,只是其理论旨趣与后者有所不同。本文论证了儒学之道既具有与西方哲学同样的哲学品格,又有着不同于后者的个性。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何以为儒:论明代“伪儒”问题的本质

明代社会中的"伪儒"一词意蕴丰富多元,它不仅仅是文人相轻心态下儒士相互间的攻讦,而且也是社会舆论对种种不循道统现象的批判。作为长期纷扰明代儒学进展的复杂社会现象,"伪儒"问题的表相是儒学正统的赓续与践履问题,然究其本质,却也是儒学在社会转型与通俗化过程中,何以面对亟待解决的思想困境问题。作为带有明显主观建构性质的批判对象,"伪儒"以社会问题的面目而出现,体现了明代儒学的内部分化,以及儒学知识阶层的学术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的张力与断裂。     

“仁者人也”新解

"仁也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汉儒及其影响下的训诂的解释,可谓"人能亲爱施恩说"。宋明理学家注重经典的思想诠释,其义理的解释都把身体意识与仁结合起来,可谓"人之所以为人说"。除了这两种解释,还有第三种解释的可能,也就是"人指他人说","仁"包含着他人优先的伦理意义。对"仁者人也"的三种理解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维,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儒学仁论或人论的理解。     

孟子与庄子理想社会构想比较论

面对战国乱世,孟子与庄子从不同的理论原点出发,建构出各自不同的理想社会构想。他们在此既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省思,又透显出殷切的政治关切与人生关怀。尽管他们的理想社会构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人"的维度去省思与建构的。比较来看,孟子与庄子的理想社会构想在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关切上是有所区别的,孟子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安放在现实社会与伦常关系中,而庄子则试图将"人"从现实社会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同时,庄子将追寻个人纯粹的自由与逍遥视为"人"存在的终极旨归与价值所在。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儒学为何被信仰?——辜鸿铭对儒学宗教功能的阐释

为回应近代西方学者关于儒学非哲学亦非宗教的观点,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辜鸿铭提出儒学既是哲学也是宗教的观点予以反驳。他认为儒学中的"皇权信仰"与"祖先崇拜"为中国人带来安全感与永恒感是儒学被信仰的心理学原因;儒学建立在遵循"人之真性"的人性关怀基础上是儒学被信仰的人性原因;学校与家庭对亲情之爱的教育与熏陶是儒学被信仰的情感原因;儒学对民众道德感的培育是其取代宗教教化功能的道德原因;能以道德教化维持社会良序是儒学成为被统治者推崇的社会原因。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先秦儒家人道本源的价值哲学探微

在诸多先秦儒学理论中,人道具有不能为天道完全统摄的本源性意义。在此基础上,这些儒学理论敞开了不能彻底消融于存有论视域的价值论视域,并建构了一种以价值论统摄存有论的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将价值的本源归于人道之仁爱情感,而不再进一步将其上溯天道,进而通过人的价值世界开显一切事物的存在。由于这种"开显"只是人的需求或意愿的表达,因此人对万物不具有存有论意义上的决定性,即此种价值哲学没有极端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风险。随着"天道"地位在后世儒学中的提升,人道的本源性地位被遮蔽,儒家的价值哲学也转变为以存有论为价值论奠基的形态,这是后世儒学出现"崇天忘人"甚至"以理杀人"问题的重要理论根源。     

儒学与宪法三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儒学面临了全面的"去建制化"困境,民初制宪中的儒学"入宪"与"出宪"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儒学最终告别宪法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彻底地"去儒家化"。但宪法是现代政治最重要的价值载体,复兴中的儒学不可避免地再次面临其宪法定位的问题。现代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正式重启了有关儒学宪法性意义的讨论。不过,两者都过分地偏重于儒学直接的宪法性意义。而实际上,儒学间接的宪法性意义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它亦是儒学在现代宪法中最有可能的定位。儒学应该以"公民宗教"的身份间接地支持中国的宪政主义,同时,它还应保持其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地位,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形成外在的批判、制约。     

文艺复兴晚期的三元人论之争探原

文艺复兴晚期的三元人论之争既是昔日奥古斯丁与佩拉纠的自由意志之争的延续,更反映了当时人文主义与新教思想之间相互促进又彼此矛盾的关系。伊拉斯谟在劳伦佐·瓦拉引入"受造之灵"概念论证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基础上,借用长期遭弃用的三元人论来论证其人文主义的自由意志论,从而突破了以"魂"与"体"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中世纪人学观念。其思想虽有助否定中世纪的善功说和炼狱说,却终因难以同奥古斯丁式的原罪说和恩典说相兼容,而被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新教领袖视为一种有"半佩拉纠主义"倾向的理论而拒斥。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面向"生活的本身"是梁漱溟提出的理解儒学的独特视域。在此视域下,梁漱溟不仅揭示了儒学作为切合生活之"理"、人伦之"情"而建构的"生活的学问"的精神特质,还为我们指明了"生活上去理会实践"的"学儒"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梁氏这种面向"生活的本身"而论儒学与"学儒"的"生活"儒学观,对我们当代人了解(知)儒学、实践(行)儒学极具借鉴意义。接着梁漱溟来讲,面向"生活的本身",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需要社会大众以涵养德性、修身立德为要来读经学儒。     

成玄英对儒学的价值评判

成玄英对儒学的价值评判,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对儒学的本体之道予以否定,对儒学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和人性论也都予以否定,并由此而对儒学的政治哲学能否治世以达太平表示强烈怀疑.他对儒学官本位的人生哲学和仁义礼法的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虚伪性,予以了充分揭露,对儒学人性论给予人的真实本性的残害,也作了无情控诉,而在处世的态度上却主张对儒学那一套采取圆融的妥协,即外表和同而内心独立,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真我"不受侵犯的一种方便法门.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董仲舒“德莫大于和”思想探析

"和"或者"致中和"是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道德本位又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和基本精神,那么,"和"与"德"是什么关系?在儒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提出了"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回答,即"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先于"德","德"生于"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大德。德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和",即追求和谐的价值理想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不仅是天道人道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还是人的自我修养、心身和谐、养生长寿的根本,因而"和"是一种大德。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这种思想塑造了中国人天人合德的思考方式,厘清了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关系,使"和"的价值观有"德"的行为观支撑,使道德建设和修养明确了"和"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道德建设与建设和谐社会、协和万邦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启发。     

儒家的困境与君子的责任——以狄百瑞论君子为线索

儒学的真正价值和道德实践都离不开教化,教化的目的是培养既有高尚道德又能够服务社会的人。君子作为儒家完美人格的代表和群体领袖,肩负着以德为政、教化大众的责任。狄百瑞教授认为儒家君子在某些特点上可以被称为"儒家先知",但他们缺乏世俗上和宗教上的合理性来源与正当性根基,总是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困境之中。君子并非看到不现实政治的问题,但他们的道德感要求他们在社会政治中完成自我的实现和道德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