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传教士与中国绘画

伴随明末清初及晚清第一波、第二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的科学文化开始导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欧美来华传教士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导入西方文化的主要媒介。“乾隆朝,北京有着南堂、东堂、北堂、西堂4所天主堂,居住在南堂、东堂的是葡萄牙系统的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空间建构探析

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历史活动既体现在百年的时间长河中,亦展现在相异的空间建构内。早期来华传教士因受制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生存境遇极其逼仄。鸦片战争后所形成的条约体制拓展了来华传教士的身体存在与活动空间。传教士活动空间的新造与延伸,与原有的传统空间形成冲突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晚清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微观的身体活动与空间建构,为基督教在华历史叙事模式的形成做了最好的注脚。     

道家思想对冯友兰“新理学”的影响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新理学体系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少数几个系统之一。由于冯氏本人一再声称他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讲的,所以这个系统通常都被划归到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之中。其结果,人们多着眼于新理学与程朱理学的承续关系以及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方面,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广泛思想来源。其实,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在冯氏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西方的新实在论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家、玄学和禅宗均扮演了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本文中,我将把论题限定在新理学与道家的关系上,希望…     

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京报》的节译

《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本文以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对清朝《京报》的翻译为个案,来思考来华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的文化情报时所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

来华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是一个长期未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唐、元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本文通过对现有史料的分析和梳理，试图勾勒出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汉语学习和研究的整体概况，进而揭示来华传教士所采取的“文字传教”方式的历史意义。     

论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

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能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唐振常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讲西学传播,讲上海文化的发展,不能不讲到传教士。我不赞成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我们公认他是友好使者,西方传教士来华,怎么就成为文化侵略了呢?当然,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传教士中确有侵略分子,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传教就是文化侵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史室主任熊月之说:在19世纪,传教士事实     

丁韪良与西学东渐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在西学东渐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包括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本西方的法学著作——惠顿的《万国公法》,为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等著作、引进西学改造京师同文馆、为汉字引入罗马字拼音等等。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是十分复杂的,即使作为个体的传教士也往往有多个层面,对他们的总体评价也应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和考察。     

清代女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一)

清初,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中国国力强盛,但在政治上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为了打开传教局面,一些传教士“利用中国权贵对财务的贪羡追求和猎奇心理,用西洋钟表和奇物贿赂他们……”,,但在客观上也使中国人开始知道西洋事物与中国的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商人不断来华,更多的西洋事物为中国人所熟知,清代早期文人对来自西方异域的文化与习俗,从贬低排斥,到另眼相看,再到逐步了解,在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中均能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