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读帛书《二厽子》

承继前篇,本文以逐章解读的形式,对帛书<二厽子>下半部分中的疑难词句和其中所涉及的易学问题进行了发掘和疏通,试图解决先秦及汉初易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从楚简《凡物流形》看《彖传》的成书年代

<彖传>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目前大致有战国前期说、战国中期说和战国中后期说三种观点.新公布的上博藏楚简<凡物流行>有引自<彖传><老子><大学><中庸>等的文字,我们认为,<彖传>当成书于<凡物流行>之前,即公元前3世纪以前,处于战国中期偏早.<彖传>很可能由活跃在楚地的子思后学整理成书.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研究探微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公羊大师,其春秋公羊学研究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总体透视孔子<春秋>以究<春秋>制作本原;(二)系统归纳<春秋>书法以明<公羊>解经方式;(三)驳难申辩<公羊>悖论以显<公羊>精神特质;(四)衍生申论<公羊>大义以成<公羊>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研究大大拓展了<公羊>的思想空间,并由此形成一个公羊学派,对两汉乃至此后古代中国的经典解释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蔡清《易经蒙引》对《周易本义》的注疏价值

作为对<周易本义>具有注硫性质的<易经蒙引>,其对于理解朱子的<本义>,到底有多大帮助?蔡清的理解与朱子<本义>原义是否贴切?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蒙引>是对朱子主要易注的宏观审视与抉择,其对<本义>与<程传>的承传与不同有清醒的分判与吸取,并融会宋元诸易家研究<本义>之释,择精存义,且以历史的、礼学的闸释具化对<本义>的疏解.<易经蒙引>是蔡清在对朱子易说进行深思热虑的基础上作出的,是研究朱子<本义>不可或缺的材料.     

论程大昌的易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时期图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易原>、<易老通言>两部易学专著,他以刘牧所论的黑白点图式的河图洛书为<周易>之原,以"太极"为制变之祖.本文指出,在尚未对河图洛书的来源与内容上进行理性求证的情况下,程大昌提出"卦画之智发于图书",并将圣人作<易>看成是天地用心"以数发智"的结果,为<周易>的源起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他解"易有太极"为"变易之道有立乎其极者焉",释"四象生八卦"为四气生八卦"出震终艮"更迭之序,将<周易>之"太极"与<老子>之"一"贯通理解,则拓展了<周易>文本的诠释空间.     

论旬子与《周易》的关系兼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

刘向称荀子"善为<易>",但文献所载<易>的传系中没有荀子.本文对荀子易学的渊源、荀子引<易>说<易>的特点、荀子与<易传>的关系以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宋常星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真常之道、无为之德、修养之学等三方面分析了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宋常星所著<道德经讲义>的诠释思想.宋常星以"真常"解<老>,突出了真常之道"真"、"虚"、"和"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通贯于具体的修养实践.这一诠释理路,既体现了道教老学尤其是全真道学者解<老>的一贯传统,同时也反映出道教学者在诠释<老子>过程中所作的理论探索,而全真与老学的关联,于此亦可觅获.     

《太平经》图像作于明代考

<正统道藏>收录有<太平经>57卷,国内学者多认为它为汉代道经<太平清领书>之残卷,日本学者则倾向认为它出于六朝本<太平经>,但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其中的图像内容.通过对57卷本<太平经>中图像多角度的详细解读,证明这些图像绘于明代,盖当时原图像已经遗失或严重损毁,时人根据经文内容对其进行了再创作.     

《太玄》的筮法和天道观略论

<太玄>是西汉社会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的一个学术产物,也是继孟喜、京房易学之后推阐天道的又一数术工具.扬雄创作<太玄>,既是一次对<周易>经传的模拟与改造,也是对易卦筮法的一次再创造.<太玄>筮法的出现,是对先秦西汉数术之学、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一次大整合;扬雄以"玄"为宁宙本体的天道观,正是在对筮法进行重新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帛书《二三子问》“龙之德”之意蕴及忧患意识

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再读帛书《缪和》篇

本文立足于探究汉初今文《易》义的理论视野,对帛书《缪和》篇的部分章节作了疏释,一方面结合传世文献对《缪和》中包含的西汉今文《易》义作了阐发,另一方面对篇中疑难辞句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训释。     

《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

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子"即是孔子,其中蕴涵着大量孔子易教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见孔子思想相互印证而又富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仅出于个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对易之教化作用的阐扬。挖掘这两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仅可以推动帛书《易传》的进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对孔子思想的认识。     

王弼《易》注用《庄》论

《庄子》一书对王弼《周易注》的影响体现在王弼的注解方法、"理"概念及其它一些概念和运用上。受《庄子》的启发,王弼"言一象一意"的三层结构既能体察卦象和爻辞之中的深意,也能突破象敷的限制,阐发其中的义理。王弼的统宗会元之理和同理异职之理丰富了"理"概念的内涵,也对以后的宋明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它一些散见的对《庄子》的引用或化用为《周易注》添加玄学色彩之余,也让《庄子》与《周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     

论归隐思想与《周易》中归隐思想的学派归属

隐遁或归隐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奇葩。通常都是把隐遁与老庄联系在一起,其实,隐遁行为产生于儒、道思想形成之前,无所谓属于道家或者儒家。传说的最早的隐遁者是许由、务光、巢父,乃是庄子的创造;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隐遁者是稍晚的有殷周之际的箕子、微子、伯夷、叔齐等人。对于他们的归隐思想,儒家和道家各自作了不同的解释。儒家的归隐思想有三个要素:守志、待时、致命,其必要条件是与政治的联系。守道而不惜其身是儒家的重要特征;道家的归隐思想则是守身,坚守心灵的自由。道家主要是以庄子论,老子与庄子又有不同。《周易》经传中的归隐思想是儒家性质的。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庄》、《易》关系浅论--兼论道家易

<庄>、<易>关系是道家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古人或今人都有论述.<庄>、<易>关系可概括为以庄解易与以易解庄两种情形.前者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为代表,后者以<逍遥游>为焦点.二者的会通,不仅开拓了庄学与易学的新视野,而且也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并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帛书《昭力》易学观初探

帛书《易传》中的《昭力》篇虽然字效较少,但其结构完备,内涵清晰,属于帛书《易传》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一篇释文。然而由于其篇末的字数标记,许多学者认为《昭力》与《缪和》属于一篇文章。亦有的学者认为《昭力》中论及“卿大夫”与“国君”,乃以《易》论政,属于政治论的范畴,不属于解《易》范畴。笔者通过研究《昭力》对卦爻辞的解读,认为《昭力》恰恰是一篇独立成章的解《易》文章,而且其所体现的是与帛书《易传》其他篇章不尽相同的解《易》理念,其“六经注我”的解释学理念也是我国典籍中出现较早的。《昭力》篇的研读对于我们认识孔子的政治论点与易学观念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In search of lost time,Merleau-Ponty,Bergson, and the time of objects

The chapter on temporality in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is situated in a section titled, “Being-for-Itself and Being-in-the-World.” As such, Merleau-Ponty’s task in the chapter on temporality is to bring these two positions together, in other words, to articulate the manner in which time links the cogito (Being-for-Itself) with freedom (Being-in-the-World). To accomplish this, Merleau-Ponty proposes a subject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for-itself and the in-itself, a subject which has an exterior that makes it possible for others to have an interior. This analysis will take Merleau-Ponty to an impasse where, on the one hand, there appears to be an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time of objects in that world, and on the other, there is the subject’s notion of events and the passing of time. Referring to Bergson’s notion of time, this essay proposes that there must be a temporal interval between perception, feeling and action in order for the subject to be “temporal by means of an inner necessity,” as Merleau-Ponty prescrib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