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四)

根据方豪教授的考证,在这本《闽中诸公赠诗》中,有几位文人可能已经人教,其中潘师孔（生卒不详）、苏负英（生卒不详）、林一儁（生卒不详）均被称为＂教友＂,故列入其所作的传中,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天学诗＂。传教士艾儒略著《圣梦歌》时,潘师孔与苏负英曾负责校阅,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二)

<正>~~     

“闽中诸公赠诗”与基督教（三）

明末理学家黄文熠（1556-1651）,人称季设先生,又因终生不仕,时人称为“黄布衣”,他著书立说,门生故吏遍布。他临卒前交待后人,要将他的棺材吊在三秀山的雪山岩后进东房梁上,以示“生不戴清朝天,死亦不履清朝地”的气节,至咸丰初才下葬在同安长兴里竹坝保黄坂美龙山。黄文熘喜交友,许多诗作体现了多元的宗教思想,甚至其诗作还有赞扬伊斯兰教的,曾与艾儒略交游,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康熙御制诗与基督教(二)

三、不能确证的康熙御制诗歌与上述可以考证的诗歌不同的是,后世还出现了一些据说是康熙写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御制诗,这些诗歌似乎反映了康熙不仅对基督教有好感,甚至有了成为基督徒的可能。近来,网上也有不少朋友转帖热炒此事,但站在严谨的角度看,这些诗作不仅不能证明出自康熙之手,甚至是后世的伪作。例如（《生命之宝》的书法碑帖呈现于二十世纪初,但出处不明,这种工整的行书体全无康熙书法的神韵,连对康熙字体的模仿都够不上,有些韵脚也有问题,其诗如下：     

汤显祖诗歌与基督教(一)

<正>咋一看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奇怪,具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我国明代著名戏剧大师汤显祖(1550-1616),似乎与基督教素无瓜葛,他的诗歌与基督教有关系吗?随着人们对汤显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汤显祖不仅与传教士有过交往,而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一)

佛郎国献天马 通常说来,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元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唐代以后的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并未完全绝迹,只是在中原或汉族聚居区内没有了踪影,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当中,景教的传播并未完全中断,甚至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在畏吾儿（今维吾尔族）、外蒙古中的克烈、乃蛮、蔑里乞和内蒙古中的汪古部等均尊奉景教。     

徐光启及其基督教诗歌(二)

欲累环攻,神目尽瞽。愈膻世趋,愈远天路。伪杂百端,以相诳惑。惟我正教,惟一惟真。     

康熙御制诗与基督教（一）

谈起御制诗,自然是指中国古代皇帝亲自题写的诗作。这方面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前202-前195在位）的《大风歌》。建安文学时期的＂三曹＂影响巨大,但三曹诗作可称为御制诗的只有曹丕（187-226,220-226在位）。后世皇帝当中也有不少诗作,但由于缺乏生活阅历,一些吟风弄月之作影响并不大,到是开宋词之先的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937-978,961-975在位）的词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二)

献天马与题画诗 题画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奇葩,其方法是在中国画的空白处,由画家本人或他人题上一首诗,以抒发感情或画面的意境。画中题诗使得诗画互补,再加上印章,成为独特的艺术形式。     

吴历及其“天学诗”(一)

<正>在基督教来华传播史上,中国文人以其中国化的视角理解西方神学与哲学,因而在神学的探讨与研究上,通常大都被认为不入流。实际上,这种探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梳理这些思想虽然不是本文的责任,但从古代文人诗歌的角度切入,即或有管豹之得亦是一件乐事。"天学诗"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神学探讨的一朵奇葩,常常被人忽略。     

徐先启及其基督教诗歌(一)

明代的中国天主教徒中，以徐光启（1562—1633）的影响为最大。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县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所编著的（（农政全书》被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百科全书”，译著《几何原本》，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四)

从唐贞观（公元635年）以降,基督教先后四度入华。先是景教在唐朝传入,接着是天主教在元代的传播,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入华,然后基督教新教于19世纪初来到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不同时期均面对着多层次多方面的挑战。但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成为自景教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     

古代怀古诗与基督教

“怀古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诗歌往往藉着历史人物、事件或遗迹,通过怀古惜今吟咏抒发诗人内心的情怀,读起来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许多诗歌有感而发,思古幽情绵长,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怀古诗在《诗经》和《楚辞》中已经占据着重要地位,至唐代达到巅峰,“安史之乱”后,中国进入到社会动荡和民族融合的时期,这类诗歌重新成为中国诗歌中的重要力量。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七)

在《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一书中,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J.)指出,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就产生了文化身份的问题。或者是取用外来文化的因素,或者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参钟鸣旦,《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陈宽薇译,台北:光启社,1993,第29页)。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文化身份问题诚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守住自身的文化身份。     

“礼让不迭”与“富贵无边”

康熙年间,皇太后赐给平南王尚可喜的母亲一件薰貂领花绸锦袍,本是好事,却给尚府带来一段风波。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九)

就如前面所言,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模糊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适切的定义。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不仅仅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八)

为了避免文化疏离现象和基督教的迷信化或民间信仰化,作为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神学的思考和构建中,我们需要跋涉于两个不同的传统之中。一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另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同时供给我们信仰和神学的养料。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六)

如前所述,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构建,一方面需要基督教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以使在中国的基督教于形式与内容上都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基督教,这是基督教中国化努力的核心和根本。另一方面,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可以像中国的佛教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能更新中国文化,使其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因此,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既不是单纯的求同,也不是单纯的求异。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一)

在基督教于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处理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或模式。华人学者林荣洪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处理归纳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他的归类未必精准,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十五)

无论在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纠结,二者的相遇为何无法完成,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优秀的一面,可以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也有益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中国文化也有其不足甚至腐朽的因素,有其需要补足成全抑或更新的地方。中国文化可以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生长的沃土,而基督教也正可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尽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异质的,但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真善美部分,与基督教的真善美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