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现实人格到现代理想人格

经济、社会的发展 ,离不开人的发展 ,而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乃是造就高尚健全的人格。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启蒙” ,即所谓“改革国民性”的任务 ,就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一百年来 ,传统社会的外部形态起了巨变 ,然而“国民性格”的改造并未取得长足进展。面向新世纪 ,启蒙的任务更加紧迫了。但是今天 ,我们的国家 ,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有良好的内部外部条件 ,因此我们相信 :在物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通过国家领导、人文学者、广大民众举国上下的一致努力 ,在新世纪一定能完成“国民性”改造任务 ,实现全体国民从传统现实人格向现代理想人格的转化 ,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 ,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     

孟德斯鸠中国国民性思想探析

孟德斯鸠依据社会现象本身,从气候决定论出发,归纳了不同气候、不同政体下国民的"一般性格",概括出中国家国同构的组织形式,中国国民群体本位、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及怯懦服从、宽仁温厚、勤劳俭约等人格特征,并深入地分析了产生中国国民性之根源.其思想开西方思想家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之滥觞,奠定了近现代中西方讨论中国国民性的基本话语框架.     

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何谓“国民性”?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均未对此作出定义性的明确说明,而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众说纷纭,认识很不统一。显然,欲求对此取得共识尚须时日。不过,对这一问题的暂时搁置并不影响我们对近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探讨。这是因为,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亦即当时中国民众在心理、精神、观念、行为习惯各种方面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缺点、…     

“面子”——“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社会伦理思想一瞥

鲁迅的伦理思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对旧道德的批判,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与时代思期和他自己的世界观的发展一同发展的。在辛亥革命前,鲁迅留日时期,就把“立人”作为救国之“首”(《坟·文化偏至论》),认改变“国民精神”为救国“第一要著”(《呐喊·自序》)。“国民性”问题成为当时的爱国先进之士共同关心、讨论的重要课题,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更是执着不放。他在探索改造中国人的精神问题时,十分留意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传统的观察分析。同时,也很留心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状态的评论。通过长期的观察分析,鲁迅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最大劣根性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卑怯”(《华盖集·通讯》),也就是     

孝与中国国民性

一孝是中国文化的原发性、综合性的首要文化观念 ,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点。孝文化观念与实践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对国民性的研究 ,通过观察、归纳进行一些特征描述是必要的 ,但仅仅局限于这种现象的研究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深入揭示某种国民性特征形成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源和机制。笔者以为 ,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诸多因素都可能对国民性的形成发生影响 ,然而直接对民族的群体人格发生影响的恐怕还是该民族的文化观念及其实践。有人也许会说 ,孝仅仅是一个反映子女对父母义务的道德范畴 ,不可能对中国国民性…     

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H县农民维权抗争的考察

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的“压迫性反应”表明,当“集团”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迫”。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论事物的双重本质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他又把社会主义以前的那种显然也是由人们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形式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他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的那种显然也是由其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受剥削受奴役的生活称作非人的即不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这决不是由马克思的思想混乱而引起的自相矛盾,而是马克思从他探讨事物本质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区分事物的双重本质即现实本质和理想本质。     

国民幸福与政府职责

幸福是对个人具有重大意义的欲求得到实现后的一种美好的心理体验,国民幸福则是社会成员个人正当利益获得满足后的幸福感受的总和.由于幸福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比较性、衰减性和非评价性特征,决定了国民幸福不可能被他人给予或创造,也决定了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国民必然具有期盼特续提升幸福的需要.政府虽然不能直接为国民创造幸福或给予国民幸福,但国民幸福与否却与政府直接关联.从根本上讲,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满足国民的幸福需要.为实现和不断提升国民幸福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既是政府的天职,也是政府德性的直接体现.     

论坛荟萃

“社会共识”是当代哲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他的西语含义为:社会的普遍同意,或指集体、社会共同持有的某种心态与观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很多同志从现实的不同角度出发使用社会共识概念,并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涵,综合起来,我们把社会共识看作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群体)在生活实践中,经过日常交往、心理沟通、舆论传播、理论教育等途径,在情感体验、道德规范、价值评价、理想信念、理论观点等方面达成的共同意识.它是导致社会成员团结协力、维持社会实践协调有序、保证社会向     

论鲁迅的道教文化观--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说起

鲁迅认为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了解道教 ,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但道教对国民精神和心理的影响 ,消极的方面是主要的 ,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消极、愚昧和落后的方面 ,长期以来对中国国民精神和信仰世界的形成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 ,主要从否定的方面表达了鲁迅的道教文化观。     

早期儒家的价值层级思想论略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很难找到一个与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一词完全对应的概念。但表达价值和价值判断内容的范畴却俯拾皆是，如“贵”、“尚”、“好”、“崇”、“宜”等等。这些概念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成分中，主体的操作取向和选择意向，远远超过了对价值现象本身的认知、描述与判断。而操作取向和选择意向的确定，则显然包含了一个必然的逻辑前提，就是对于多种可能的或现实的价值进行必要的比较，并按其本末轻重的次序加以排列。这种理论现象客观地反映了古人注重实际应用的价值理性倾向，同时也构成了区别于西方…     

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

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是中国从崩溃的"天下"体系被抛入新生的世界结构必然遭遇的问题。辨认中国在"世界"结构中的国际身份,就是要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以怎样的国家状态,如何发挥国际作用,塑造什么国际形象。恰切理解中国的国际身份辨认,需要把握中国国际身份背景条件的变化,承诺中国古代形成的"天下"体系已然自我崩解,而进入现代"世界"体系自有其必然。为此,必须相应承认中国进入世界体系时出现了观念、制度与做派的紊乱,有力矫正这一辨认活动的不知所措、急功近利和进退失据。在此基础上,理性确立中国辨认自己国际身份的基本支点:一方面清醒认识中国大而不强的当代国际处境,另一方面争取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再一方面尽力落定辨认中国国际身份的正常心态、理性期待和现实原则。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

本文从“市民社会”及其与伦理道德的关联 ,从市民社会视角审视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关系三个方面 ,论述了公民道德建设要在分析、结合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现实中来进行。     

等词可替换性原则和模态语境——奎因和卡尔纳普之间的分歧

一、奎因奎因批评模态逻辑的武器是所谓的等词可替换性原则。根据他的表述,“这一原则规定:给定一个真等同陈述,可以用它的两个词项中的一个替换另一个出现在任一真陈述中的的词项,得到的陈述仍是真的。”(Quine,2004,p.360)显然,这一原则在模态语境下是失效的,因为将真等同陈述“行星的数目=9”中的一个词项“行星的数目”替换另一个出现在真陈述“9必然大于7”中的词项“9”,得到的陈述“行星的数目必然大于7”却是假的。照一般意见,“9大于7”是数学真理,是必然的,而“行星的数目大于7”是事实真理,不是必然的。(同上,pp.363-364)等词可…     

论君子——孔孟荀理想人格剖析

<正> 在先秦儒家孔、孟、荀的学说中,有关“君子”的论述占有显著地位。由于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君子人格对中国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至今仍不难见到这种影响的烙印。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君子人格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历史演变。一、儒家君子与西周君子的区别     

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命运——以冯友兰为例看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义

上世纪初叶 ,鲁迅曾提出中国文化应“外不落后于世界先进之思潮 ,内不失固有之血脉”的命题 ,虽未引起学界长久的轰动效应 ,但却“预言”式地规划了此后的文化进向的大致格局。鲁迅偏重于“窃火于异域”改造“国民性”这一侧面 ,而当代新儒家则偏向于“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侧面。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个“合力” ,推动着发展着更新着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蹒跚行进。回首百年历程 ,不难发现 ,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于当下 :从上世纪的 80年代的“国学热”到今天的“西学热” ,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 ,是这一系统的反思、前瞻的一个文化子题。唐文明的文章 ,旨在探讨“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 ,民族命运启动的心灵震撼生发出的重振华夏风采、摆脱“主奴困境”的“苦恼意识”的“自信”在文化上的表现。应该说 ,这暗含着恩格斯重释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的积极意义 ,有启发性。但仅从作为个案承担者的冯友兰的文本价值祈向 ,也不难看到以缩影形式反射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复杂心态。当然 ,唐文只是一个个案 ,难以涵盖全体。而且就哲学所统属的知、情、意即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看 ,并未全部遭遇“合法”与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论英国"社会服务国家"的建立

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 ,依国家干预的程度和范围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主义阶段 ,这一阶段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干预极其有限 ,主要是由政府设立济贫机构对一部分社会成员进行救济 ,除此之外 ,社会成员则以自助或互助的方式寻求救济 ;第二阶段是国家部分干预阶段 ,这一阶段对社会贫困等问题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 ,国家也逐步对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承担起必要的责任 ,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服务国家”① ,即2 0世纪初自由党的社会立法时期 ,就属于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国家全面干预阶段 ,二战以后英国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若星河灿烂——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唐代金银器

唐代国家繁荣富强,昌明发达,外交上采取开放、和谐的民族政策,中西交流频繁,大量的外来人士涌入中土,带来许多别样的技术与艺术文化,并逐步溶入中国原有文化之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唐代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社会的一个黄金时期,唐代金银器是古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瑰宝,同时,也带有着唐朝人们鲜明的审美特征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