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维森后期意义理论与“Knowing How”

戴维森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变化、修改、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意义理论呈现出与早期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明显不同。他后期力争提出一种关于新的语言理解理论,这种新的理解理论与赖尔对"knowing how"的探究具有一种本质的联系。为此,本文试图论证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how"的理论。解释者在具体的交流行动中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在交流过程中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并不需要预先假定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     

无约定的语言——为戴维森辩护

戴维森通过对用词错误现象和交流一般情况的分析,否定了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认为的那种"约定"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的语言。这种观点遭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批评。M.赖默尔认为戴维森对用词错误现象的分析并没能排除约定在其中的作用,而M.达米特则认为对交流一般情况的分析不能忽视知识和约定的效用。本文试图指出,赖默尔的批评意见并不是决定性的;而达米特对知识以及约定的强调忽视了用词错误现象的普遍性以及旧词新义等语言现象。相比较而言,戴维森的观点更为合理。     

意义理论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戴维森和英国著名哲学家达米特是这个理论的两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本文将围绕他们的一些论述来探讨意义理论,主要目的不在于这个理论本身,而是要揭示其中所牵涉到的逻辑方法,希望由此不仅可以说明意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特征,而且可以说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一、达米特的意义理论1973年,达米特发表了其代表作《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其中多次谈到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在这以后,他以“什么是意义理论?”为题发表了两篇文章,尤其是在《什么是意义理论?(II)》(1976)中,他基于弗雷格…     

殊途同归的意义理论——逻辑视野中的戴维森与达米特意义理论

意义理论是20世纪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戴维森、达米特是这一理论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以相对的观点代表了意义理论的两种声音:戴维森认为真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以塔尔斯基的真概念为初始概念提出了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而达米特否认真在意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代之以证实,并借助直觉主义逻辑构建了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他们以不同的逻辑系统注释着真,演     

戴维森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主持人的话: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唐纳德·戴维森是继奎因之后与普特南齐名的著名哲学家;在我国哲学界,戴维森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这不仅由于他关于真和意义的理论挑起了当代语言哲学中的重大讨论,而且因为他对多元文化中的理性活动的关注,使得他被看作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2003年8月30日,戴维森不幸仙逝,使得他与中国哲学家们之间的一个被推迟了的约会成为永远的遗憾。现任教于美国的牟博是这个约会的发起人,而北京的王路和台湾的方万全则是这个约会中众多参与者的成员,他们既是戴维森的学生和朋友,更是戴维森思想的见证人。这里编发的一组文章不仅向我们展现了戴维森的深厚思想,而且真实地记录了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交往的历史进程。     

真与意义理论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意义理论与语言相关,因而与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相关,与语言所表达的世界相关。今天,意义理论受到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有关讨论广泛而深入,观点各异,成果多样。在今天的讨论中,真之极小论、真之紧缩论、真之去引号论、真之代句子理论等一些新的真之理论业已成为重点。但是,真之符合论、真之实用论等传统理论也仍然被涉及,并且由于深入讨论而得到新的认识,尽管许多结论是否定的。在我看来,意义理论的最大特征是与真这个概念密切相关,或者说,真这个概念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正因为这样。如今的讨论,无论是什么观点,几乎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塔尔斯基的语义理论。如果引申开来,甚至可以看到,正是基于真的解释,人们对意义理论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戴维森的意义理论被称为真之理论,即基于T语句提出了一种如何理解语言的真之理论,而达米特则认为这只是对部分语言提出解释,并没有对整个语言的运作提出一种解释。所以,戴维森的解释顸设了对真这个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要围绕着真来考虑问题,而达米特虽然承认真这一概念的重要,却认为对真这个概念本身要进行思考,而且要超出这个概念来考虑我们的语言。我翻译过奎因的《真之追求》(三联书店,1999年)、达米特的《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戴维森的《真与谓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即出),也翻译过一些文章发表在本刊(例如参见《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第2期)。我希望国内读者能够了解和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编译下面这些内容,也有相同的意思。     

当代语义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思想实验——初探"戴维森纲领"

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是英美当代继奎因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着重研究语言哲学,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特别是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意义》一文中主张借助塔尔斯基的真理(指语句的真,下同)定义模型,把“真”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原初概念,完全依据语句的真值条件给出语句的意义。这种全新的意义理论的构想被称为“戴维森纲领”,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意义理论领域内的一次“革命”。本文试图对这一重大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论特色和重要影响做一初探,以求教于各位同仁。一在意义理论上,自…     

论解释的形式基础和证据基础

自戴维森在 1967年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真理与意义》后, 学界把他关于真理与意义的理论称为戴维森纲领 (Davidson’sprogram)。戴维森纲领的卓越之处在于戴维森将塔斯基的约定 -T (conven tion T) 做了适当修改, 将真理理论相对于特定的语言及其使用者, 使约定 -T与意义联系起来, 为自然语言的恰当的语义学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可检验的标准。戴维森基于“彻底解释” (radicalinter pretation) 概念提出的解释理论是戴维森纲领的重要内容, 其要旨在于说明理解 (understanding, mak ingintelligible) 一个言说者的言说行为所必须涉及的要素。…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论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发生于 2 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学转向” ,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义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 ,探讨科学命题的证实和意义问题 ;二是发生于 2 0世纪 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ｔｕｒｎ) ,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塞尔、格赖斯、奎因、戴维森等后分析哲学家借用语言语用学成果来建构哲学对话的新平台 ,寻求交流和使用中语言的意义。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改变的最大后果是形成了科学逻辑向科学语用学转变的趋势 ,构筑了新的哲学发展…     

纪念戴维森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

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1917-2003)的最近去世对于国际哲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对于已经作好较充分准备、预定在明年夏季举行、主题为“哲学交锋-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国际研讨会计划也是一个损失。虽然不能再与戴维森本人直接就一系列哲学问题面对面地开展交锋-交融式建设性对话,但是,经过目前组织这次研讨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