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技术化与人：医学哲学的反思

医学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医学技术主义和医学技术过度商业化导致了医学技术的异化,偏离了对“人”的关怀,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恶化了医患关系,破坏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医学的出路是实现对“人”的回归,即医学技术人本化和医学技术生态化,通过人本化使医学技术回归到其最初目的———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延长生命、提高患者带病的生活质量、减少死亡;通过生态化实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有机统一。     

由网络成瘾列为精神疾病反思医学化倾向

由于精神疾病的诊断特点,精神科中的医学化现象尤为突出.但精神科的这种现象会产生不当的行为控制、个体与社会的隔阂等弊端.一些网络成瘾的矫治措施限制或剥夺被矫治青少年的人身自由,有的已经带有对精神病性障碍患者进行强制性医疗的色彩.网络成瘾目前归为精神疾病的科学依据不足、容易引起误解和误导,是医学化在精神科中的又一表现.     

医学的目的与卫生工作的反思和对策

本文通过对世界性医疗危机和当前卫生工作的反思，将医学的目的概括为：改善人类自身及其生存条件，预防和治疗疾病，恢复和增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延年益寿。为达此目的，相应的对策为：首先要树立“全新的健康观，二是要变治疗疾病获取健康为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三是变延年益寿为主为提高生命质量为主。     

中国叙事医学实践的反思

首先,以叙事学、人类学、叙事医学三个学科领域的界定与分析来厘清叙事概念。其次,在此基础上指出叙事医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适应性不同、平行病历工具的运用不宜脱离临床情境、对反思性写作进行反思、对叙事走进医学的质疑与反思等。最后,提出中国叙事医学高质量发展的可能路径：叙事病历研究构成临床实践落地的重要起点、构建中国主体的叙事医学教育框架、跨学科多向度的综合实践意义重大等。

     

循证医学与医学教育改革

循证医学这一新的医疗模式反映了世界医学的发展趋势,代表了现代医学的前进方向。医学教育必须应这一趋势,按照循证医学的基本精神促进观念更新,推进医疗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全面提高医学教育质量。     

对当代医学“基因化”的追问—兼论医学自省机制的构建

1　当代医学对基因的过分“迷醉” ,是否会导致“另种蒙昧”的发生呢当代医学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勿庸置疑 ,巨变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现代分子生物学对医学的洗礼。真正使当代医学的价值取向实行转换的最大因素来自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人类基因组计划(ＨＧＰ)的实施和顺利推进 ,来自于所谓“疾病基因”的发现和克隆。医学似乎看到了在基因水平将困扰人类大部分疾病彻底“搞掂”的曙光 ,这使得当代医学对基因研究的热情倍加高涨 ,对基因重组技术的期许更加理想化。当然 ,这里匹配了一个强大的理由 :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和“解读” ,是解…     

医学人性的复归:微创医学与全人医疗

微创医学是现代医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紧急转向,是当代医学治疗思想的一次重要调整,同时也是古代自然疗法的复归与提升.从微创外科到微创医学,到微创医学体系,到全人医疗,是医学人性复归之路.     

医学化的驱动力量及其悖论

医学化是将以前的非医学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并给予医学干预的过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积极健康观念和疾病价值的多元化理解直接导致了医学化三大驱动力量的次第兴起,它们是以医生为代表的医学专业群体,以制药业为代表的医疗产业复合体和以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团体为代表的非专业群体,由此带来了对医学化利弊的重新考量。然而,医学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着无法自洽的解释悖论：其一是个体经验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提供了连接个体经验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个体的脆弱感和无力感;其二是个人责任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减轻了个人的疾病责任,另一方面,个人的健康责任却被大大强化。     

医学化的权力与经济批判——从伊里奇到福柯

权力与经济是分析当代医学化现象的两个重要维度。医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规范和经济活动,伊里奇和福柯都对此展开了分析,但是两者的方式与对策有所不同。伊里奇将医学化视为一种文化异化现象,并提出了一种文化主义的消除策略,福柯则将医学化视为权力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生命政治批判的反抗策略。两者的解决方案都具有局限性,但两者所开启的权力与经济批判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强调,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医学化的复杂性,也有助于将医学化批判置于整个社会危机的哲学反思之中。

     

社会医学化影响下医患关系的转变

社会医学化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身体的医学化,带来各种身体配件修复术;二是生活的医学化,导致大量“疾病制贩”。身体的医学化将原本的社会问题病理化、个人责任化,而健康问题的个人责任化又促进了身体的解家庭化。“疾病制贩”运动将有可能导致社会进入“无人健康、人人有病”的境地。对于社会医学化现象,在防止过度医学化的同时,应该改变“物化”的医患关系,把家长制医疗模式转变成民主制医疗模式：一是要适应权力向患者转移的趋势,二是要构建医患间平等关系,三是要满足患者情感慰藉的需要。

     

Religion and Medicalization: The Case of ADHD

As a medicalized conditio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sparks considerable public controversy. Previous research ha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ttitudes toward ADHD.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 understudied factor, relig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DHD attitude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2 General Social Survey National Stigma Study‐Children,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evangelical Christians are less likely to view ADHD as a real disease and to believe children with ADH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medication.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evangelicals are more likely to think doctors are overmedicating children with common behavior problems and to think medication prevents families from working out problems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hand, church attendance is unrelated to beliefs about ADHD treatment but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inking ADHD is a real disease. These findings add new insight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religion and medicalization.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院系治理边界嬗变研究

医学院系是医学教育的关键实体组织和实践主体,各项教育改革任务的推进都离不开院系的底部支撑。以新医科统领的医学教育变革对医学院系治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内在要求,医学院系治理边界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开放性等价值旨向。面对当前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组织边界路径依赖,医学院系应守正创新、主动赋能,通过多元参与、问题导向的垂直治理,多维激活、包容自反的水平治理,开放议程、价值共享的外部治理,融合创新、精准安全的数字治理,进一步优化组织建构,促进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以组织良治的行动路向助力新医科建设。

     

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构建模式的选择——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提出构建包括卫生防疫与基础保健功能的基础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体层,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最低层,商业性医疗保险的补充层的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以有效解决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不同层次的需要。     

关于在医疗机构中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医疗救助制度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医疗机构中的医疗救助制度则是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分析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医疗机构中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构想,并对医疗机构中的医疗救助制度的性质以及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对在医疗机构中建立医疗救助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完善我国医学教育体系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对现行的医学教育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医学教育自身特点出发,探讨我国现行医学教育体系的一些重要缺陷及其对策。建议全面引入医学教育国际标准,调整培养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行长学制医学教育,建立严格而规范的毕业后基本职业技能培训及职业准入制度,理顺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医学教育统一管理体制,以完善我国医学教育体系。     

论医疗纠纷鉴定结论的质证

近年来,医患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显现,医疗纠纷已成为当今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人民法院受限于专业限制将医疗纠纷鉴定结论作为首要的处理医疗纠纷的基本依据.审核现有医疗纠纷鉴定规则及其程序,存在医疗知识不确定、鉴定规则不完备、鉴定内容难以掌握等因素,导致双方对鉴定结论产生疑惑,造成了当事人对裁判依据的不信任与不认可.对此,完善针对医疗鉴定的质证制度是最重要的程序和手段.目前,主要切入口是完善鉴定人到场制度和建立专家参与审判制度.     

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

近年来,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不仅是医疗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而且已成为整个社会和政府极为关注并亟待解决的课题。在现有的法院诉讼、协商解决、行政调解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下,应尽快建立医事仲裁制度,为解决医疗纠纷开辟新的途径。     

医患共同体法治化建设的多方位思考

医患双方本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但由于医疗活动“技术主体化”倾向严重,导致医疗行业引发诚信危机。立法较为侧重患者赋权,而挤压了医方合法权利的空间,法律在医患间利益关系的平衡上尚未发挥应有成效。法律规范应当合理配置医患间权利义务关系,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和医疗保险相关法律体系,协调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为医患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健康治理法治化的社会效用,重塑医疗诚信,拓宽医疗纠纷解决渠道,营造尊医重卫社会风气。